北京酒仙桥危改：一个民主的样本？

　　-在五千多拆迁户当中，大多数人二三十平方米的栖身之地是用几十年工龄换来的，是一辈子的“积蓄”。公共利益当前，个人利益微不足道？

　　-多少年来，一直很少有权利本位的发育空间。2004年，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入宪，2007年通过并将实施的物权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权利本位的回归。

　　-旧城改造拆迁历来是老大难问题，开发商的逐利性和拆迁户产权的错综复杂性形成利益冲突。矛盾双方交锋时，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政府回归监督者发挥协调性，“民主拆迁”才会名副其实。

　　- 本刊记者 侯兆晓

　　事件回放：

　　目前，北京市最大的危改项目酒仙桥危改工程，牵动着当地居民和众多媒体的目光。

　　2007年6月9日晚11时40分，在公证员、观察员、当地居民和大批记者见证下，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公布投票结果：5473户居民中，参加投票3711户，1762票弃权。参与投票居民中，同意《酒仙桥危改工作补充意见》的2451票，占投票户数66%，占全体户数44.78%；不同意的1228票，占投票户数34%，占全体户数22.44%；其他32票无效。

　　本来想通过“票决拆迁”实现“同步拆迁”，避免出现“钉子户”多要补偿的现象，没想到，投票率和赞成率皆不尽如人意，拆迁工作陷入僵局。

　　“我们觉得投票是个骗局”

　　危房改造也许是大多数酒仙桥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唯一机会，守了一辈子的“财富”即将被夷为平地，自己既没有钱，又面对凡利必争的开发商，尽管双重窘迫，但是对新房的渴望，让人隐隐有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伤感。

　　三层高的矮楼、衰败不堪的外墙、窄小的窗户、纵横交错的电线、锈得变形的自来水管、楼下土地上杂草丛生，这就是第一眼的酒仙桥危改区。

　　孩子们在楼下奔跑，身后的尘土在阳光下格外扎眼。

　　老王正在给楼下的茉莉花浇水，1966年仅有4岁的老王就随父亲在这里定居了。这里平静的生活与几天前群情激愤、堵塞交通的对峙场面似乎毫无关联。

　　“投票当天，每人发一瓶水和一把雨伞，很多人就去了。”老王脸上始终带着笑容。接受过央视、瑞典、加拿大等国内外媒体记者采访的老王说话从容不迫。

　　“我们觉得开发商和街道办事处没有坐下来和我们交流的诚意，不了解我们的具体困难，就让投票是否同意拆迁。只要同意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他们就可以办下拆迁证，拆迁工作就可以进行了。可我们每家每户的具体要求却被忽略，这是本末倒置。”很多人都和老王有同样的想法。

　　谈话间，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当地的居民。虽然已经没有了前几天的激愤，话语间还是表现出维权的决心。

　　李姓两兄弟已经分家单过，分别住着十几平方米的筒子楼。但是开发商却要给他们一套两居室或者给一套一居室再给一间配房(配房没有厕所厨房)。前者两家无法居住，后者谁也不愿意要。这样强加给居民的方案不在少数。

　　“我们不是不同意拆迁，谁不想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呀。可是也不能什么都不管不问，给我们唯一的方案，就让我们签字。”这是居民普遍的心声。

　　令老王感到不公平的是，他们家的两间房是在一层楼，开发商只给一套两居室，而别人家的两间房在不同的楼层却可以分到两套房子。

　　投赞成票的，多数是已经改善住房条件，拿补偿或者回不回迁都无所谓的人。老王有着三十多年的工龄，前17年只拿不到50元的工资，后十几年也不过是几百块，退休后，才拿到1000多元。渴望回迁的老王被邻居们揶揄为：“裤兜比脸面还干净。”

　　拆迁完，交不起房屋差价，连现在的蜗居都没有了，老王坚决投了反对票。

　　“我对前景比较乐观”

　　那些被外界称为“红顶商人”的开发商们“替政府办事，拿点赏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尽管酒仙桥危改的开发商负责人一再声称“自己搞的不是商业开发”，那公益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尽管拆迁工作自2004年就已经开始准备，快三年了，被外界称之为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票决拆迁”也难遂人愿，但是开发商的一个负责人却表示：“我对前景比较乐观。”

　　据资料显示，酒仙桥危改项目可以定义为：酒仙桥地区街道房屋建筑大批建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属于苏式筒子楼和平房，墙体、市政设施老化严重。经朝阳区房屋安全鉴定站鉴定，这一地区破旧的三四类房屋占房屋总数的70%以上，而按照建设部《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三类房屋应停止使用；四类房屋应整体拆除。

　　2003年，这一地区二、四、六、七、十一街坊和十街坊的一部分被批准列入危旧房改造范围，涉及居民约5473户、企事业单位18家。规划建筑面积84万余平方米，是北京市一次动迁居民数目最大的危改项目。

　　“化危为安、造福百姓”的好项目为什么一拖就是三年？

　　“什么叫危房？俄罗斯还有几百年的房子，不也好好地存在着。该地区的房子不过五六十年的时间，重新搞搞装修和维护一样住人，如果打着‘危改’的公益旗号对百姓利益巧取豪夺，老百姓自然不会买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说。

　　“工作本来早就应该结束了，就是开发商没有诚意，一户一户地谈，三年的时间也谈完了，也用不着搞华而不实的‘票决拆迁’。”投反对票的居民对开发商的不信任溢于言表。

　　老王等5家共用的走廊、厕所、厨房、楼梯间不足六平方米，但是开发商却不给算入公摊面积。

　　“一家分得一平方米，五千多家就要分走五千多平方米，按远低于市场价的每平方米一万元计算，开发商就会损失五千多万元。”一位居民分析说。

　　尽管与拆迁户矛盾重重，但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前期投入的人力成本、封存的大量资金都让开发商欲罢不能。现在放弃，就好比在水里遛了好长时间的大鱼即将上岸时突然弃钩而去。

　　“‘票决拆迁’ 没有法律意义”

　　我国宪法和即将实施的物权法都规定，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必须做出让步，但是应该给与补偿。何谓公共利益？酒仙桥危房改造是否属于公共利益？

　　“重庆钉子户”可谓名利双收、全身而退，有人称其为勇士，也有人说其在公共利益面前亵渎了现行法律的权威。

　　广州的“钉子户”潘伟业却没有如此好运，屹立了3年的潘宅被强行拆迁。有人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比作鸡蛋和石头的较量。

　　何谓公共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主任梁慧星认为：“《物权法》通过后，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把商业用地排除出去，只有公共利益才可以征用土地，像机场、

高速公路等。公共利益虽然法律上没有下定义，但理论上有定义，就是社会成员都能够直接享受到的利益。开发商所征收的是商业用地，不属于公共利益，征收制度就是要把商业用地排除出去。排除出去怎么办呢？政府会划定一些区域，可以转为建设用地？可以盖房的区域，企业可以向政府申请，取得一个批件，但并不是批给开发商土地，而是指标。开发商得到指标后，比如说是农田，需要自己一户一户地去和土地承包经营者谈判；如果是居民的房子，也需要一户一户去谈。这样就把地方政府滥用征收、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解决了。”

　　有居民认为，票决拆迁是政府重视民意的体现，是一种进步。也有居民认为，这是开发商转化矛盾的一种阴谋。

　　“票决拆迁不过是一种民意调查，没有法律意义，只有事实意义。”何兵说。

　　“政府应该站出来”

　　当开发商和居民的矛盾浓得化不开的时候，老王和他的邻居们首先想到的是当地政府，他们觉得政府应该站出来协调此事。

　　“开发商采用‘票决拆迁’的方式说明政府为自己的行为寻找资源支持，同时也说明政府行为的权威不足。”何兵说。

　　“票决拆迁”陷入僵局时，政府声音显得更加重要。多年从事

房地产研究的北京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孔令杰认为，毕竟酒仙桥危改不是单纯的商业开发，其中还牵扯着五千多户居民的公共利益。

　　令老王他们担心的是，当地政府和开发商相互推卸责任，这样危改就会变得遥遥无期，他们还要继续过在厕所厨房顶着雨伞的日子。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街道办事处的领导长什么样？但愿这次能见到他们给我们办点实事。”老王话语里充满了期盼。

　　编后：

　　相对于以前拆迁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粗暴做法，酒仙桥危改采取“票决拆迁”的方式可谓是一种进步，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票决的内容仅仅是“赞同拆还是不拆”，提供唯一一份投票问卷，根本没有涉及具体的拆迁条件，民主的意义大为缩水。

　　当地居民无不希望早日拆迁，早日改善居住条件。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开发商根本没有坐下来一户一户去谈判的诚意，想把所有问题干净利落地“一锅烩”，自然会出现问题。

　　拆迁问题，不管在程序上如何显得民主，但是在实质问题上不应回避关键问题。必须遵从现有法律法规，必须符合老百姓的切身合法利益，才能达到“和谐拆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