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我们为什么需要制度风暴

　　作者：熊培云

　　“环保风暴”、“审计风暴”、“反腐风暴”、“反传销风暴”，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些问题牵涉着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需要每时每刻的行动。

　　太湖爆发蓝藻，滇池、巢湖爆发蓝藻，江苏沭阳因水污染导致20万人断水……在入夏以来的短短一个多月内，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水污染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中国的污染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2007年入夏以来的连串污染事件是传统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到达临界点的标志，同时坦陈周期性环保风暴已经走到尽头，“没有催生制度的‘风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按潘岳的理解，单纯的行政手段已经无法解决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中国亟须环保制度上的变革。这三年，环保总局借着一次次的“风暴”推出了区域限批制度、绿色GDP核算、规划环评制度、出台了《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信息公开条例(试行)》等法规制度。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和污染形势相比却远远不够，因为当下还没有建立起更根本性的制度。

　　前不久，国家

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刚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对上一年度中央预算的审计结果，这一次查处问题资金468.8亿。每年的报告中的每一项都足够震撼，因此人们用“审计风暴”来形容报告所带来的冲击波。然而10年过去了，“审计风暴”依旧每年都在刮起，而中央各部委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等问题也依旧存在，甚至有人质疑，如果把这些年的审计报告放在一起都没有什么区别。说到底，没有制度上的相关跟进，“审计风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事实上，对“审计风暴”的提法，审计署的官员并不满意。如李金华所说，审计署并不提倡讲“审计风暴”，因为风暴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运动式的刮风”，实际上审计是一种制度。所以，提到“审计风暴”时审计署的官员多会加上“所谓”两个字，以表示对“风暴”这一提法的不满，至少在价值上并不认同。

　　显而易见，“风暴式执法”更倾向于在行政层面解决问题，而不是法制层面。有时候甚至是行政代替或者压倒法制。然而，其背后的逻辑却是，在风暴来临之前可能是“养虎为患”，而在风暴停歇之后又是“放虎归山”。所以，每次“风暴式执法”来临时，“山雨欲来风满楼”，颇有些“大限将至”之意，有时甚至也会收获掌声如雷。然而，由于这种执法并无常性，最后的结果难免是———“风暴不知何处去，坏蛋依旧笑春风”。“风暴式执法”断然是不值得赞美的，它也让我想起发生在法国的罢工趣事。

　　众所周知，在法国最司空见惯、也最让人头疼的事莫过于罢工，而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罢工有两方面：一是交通。由于它“过度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萨科奇一上台，就推出了罢工期间最基本交通服务的改革。二是环卫。在法国，清洁工人并非没有话语权，就在不久前，巴黎街道清洁工响应工会号召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人手以及改善工作条件。

　　印象最深的一次罢工发生在2003年夏天，为反对拉法兰政府的养老金改革，马赛市的清洁工举行了持续半个月的罢工。这场罢工一共堆积了8000多吨垃圾。由于忍受不了垃圾散发出来的溽热的臭味，愤怒的居民于是跑到垃圾堆里“纵火”，由此搞得消防队员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待到罢工终于停歇，为彻底消除在烈日暴晒下变质腐烂的垃圾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当地环卫部门不得不喷洒

香水扫街。

　　然而，马赛的环卫工人在罢工若干天以后重拾工作，让环卫机能重新发挥效用，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认为，他们清理垃圾的所作所为，是一场值得赞美的“环卫风暴”呢？同样的问题是，面对每日都可能产生的垃圾，是通过经年累月的积累到一起以便“毕其功于一役”，还是每日“细水长流”式的解决，对一个社会更有益处？

　　显然，“一年收一次垃圾”是不值得赞美的，哪怕最后喷洒一点劣质香水，更别说本来也不可能收拾得干净。换个角度说，如果我们谋求制度上的精进，那么这种“收垃圾风暴”让我们看到的就不是“最后关头”的解决力度有多大，香水有多浓郁，而是此前未解决的时间持续有多长，问题有多严重。在我看来，制度失灵的条件下，问题被一天天积压，这和马赛环卫工人拒绝收垃圾本质上是一样的———简而言之，这是制度或执法者进入了变相“罢工”的状态。也正是这个原因，进行制度上的问责，即掀起潘岳所谓“制度上的风暴”，以长期有效的制度上的约束代替运动式、风暴式的执法，才显得更有意义。

　　是该转变治理思路的时候了。既然中国追求“可持续发展”，那么具体到治理时，就不能沉迷于执法的“间歇性发作”，等着“待从头收拾旧河山”。“环保风暴”、“审计风暴”、“反腐风暴”、“反传销风暴”，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些问题牵涉着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需要每时每刻的行动。一暴十寒、急一时之需的执法风暴，就像人工降雨，几炮打上去，即使下了点雨，也是不可能打出一个物华天宝、山清水秀的气候的。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