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让学生有权选择高校

　　作者：杨东平

　　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教育服务的竞争。这需要延长录取周期和增加录取的次数，这种全世界高校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的高校有什么理由说注定就不能实现？

　　日前参加“纪念中国恢复高考30年研讨会”，事先我很担心会不会又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还好，主张改革的声音更多。已经30年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对高考制度重要性、必要性的讴歌。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是，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我们必须从这个起点，向前再走一步，哪怕半步。

　　我们要回答的是一场渐进的、稳健的、实质性的制度改革是否可能？

　　公众认同目前的高考制度是主张不改革的理由之一。需要认真解读不久前中国青年报、教育部考试中心联合举行的3.8万个样本的民意调查。的确，有高达95%的受访者对现行高考制度持肯定态度。但是，其中只有17.6%的公众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很好，应当维持”，77.5%的公众认为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应在某些方面加以改进。可见，主流民意的态度是相当理性和具有建设性的：肯定高考，同时支持高考制度改革。

　　还有人以不成功的改革论证改革不会成功，例如名存实亡的春季高考。如果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就把春季高考定位为高职院校的招生，所有一本院校都不参加，其实是人为地置这一改革于死地。如果一视同仁地对待春季与6月份的高考，高考多次化的改革难道就注定行不通吗？另一个实例是高考社会化的改革。通过高考报名和录取的社会化，改变用高考升学率来评价高中，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尽管高中学校仍然可以曲折地了解到本校毕业生的去向，但主管部门却不能用升学率精确地为每一所高中排名了，从而解放了中学和高中老师。这一改革1998年前后在北京地区曾有效地实行过，深受高中学校和老师的欢迎，后来由于人为的原因而中止。显然，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改革天然不合理、注定要失败。

　　还有人以条件不具备为由，不是去改革有缺陷的制度，而是用更差的制度为它配套。最近为人诟病的

北京大学研究生保送率过半，就是显例。现行研究生考试的“应试化”，难以区分、选拔有研究潜质的学生，例如英语、政治考试拦住了许多有能力者；但保送率过高显然有违公平。问题在于北京大学为什么不能率先改革研究生考试制度，使之变得较为合理，却用扩大保送的办法，使这一制度越来越坏？显然，我们是可以有不同选择的。

　　正确的思路是用改革的措施为改革配套，用改革促进改革。例如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在现行封闭的、缺乏社会监督的录取制度下，简单的放权无疑会造成更多的招生腐败，这正是公众不看好这一改革的原因。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推进这一改革，通过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通过建立公众、媒体、家长、教师代表组成的“陪审团”全程参与录取过程，保障公平和消除腐败，同时保障和扩大了高校的自主权，这不是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吗？

　　高考制度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除了向地方赋权，向高校赋权，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向学生赋权。必须恢复学生对高校的选择权。具体的方案是同一批次高校同步录取学生，则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到几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从而将高校对学生的单向选择，变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教育服务的竞争。这需要延长录取周期和增加录取的次数，将现在的一次性录取改为2至3次。这种全世界高校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的高校有什么理由说注定就不能实现？

　　在制度变革的问题上，必须破除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惰性思维和无所作为、不作为的懒政行为。制度既然是人为设计的，也都是可以与时俱进加以创新和改变的。当前，全国高考的平均录取率已经在55%以上，大城市在70%以上，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已经相当宽松，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关键是我们必须确定清晰的目标模式，必须有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确定我们五年、十年、十五年要达到的目标。否则，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和今天一样，还在感激和讴歌，还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悲哀。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