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网络何以成了妖魔化后妈的罪魁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杨耕身

　　新近发生的“史上最毒后妈”事件，再度将互联网现象推上舆论前台。这其中包括网络暴力、信息真伪、网民非理性情绪等等。与此同时，一些网民开始自发地进行反省。如一位网友说道：“在真相出来之前，那位后妈就被骂得狗血淋头，甚至被众多正义之士威胁要索取性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网络暴力的反映。正义和血性是这个社会所需的，但正义必须有理性作为后盾。”但是关于网络暴力的观点却也同样遭到了驳斥，在另外一些网民看来，网民的热情、血性、关注，以及其背后的自由表达，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东西。———这个时候，“后妈”已然隐退，对网络的反思显得更加重要。

　　在互联网之前，人们涌向街头；互联网之后，人们涌向网络。所有这一切，甚至包括此前的“虐猫事件”、“铜须事件”、“流氓外教”等等网络事件，都让网络日益清晰地呈现出了广场政治独具的特征。

　　什么是广场政治？就是一方面，它成就了法国大革命，另一方面，它也使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而作为网络的广场效应，一方面，它使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得到最大可能的关注，比如黑砖窑事件；另一方面，一再发生的多数人暴力事件也在屡屡侵害着公民的正当权利与自由。比如那位跪在地上号啕大哭的“后妈”。网络是现实的江湖，同时更是一个社会的真实显影。

　　因为广场政治在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有着巨大的阴影，其旗手式的表达使大众更习惯于盲从盲信，更追求简单的答案，而排斥复杂的思考，这就使得这种广场政治成为没有妥协的巨大力量，甚至是破坏性的力量。所以在一些国家公共生活的领域，人们日渐以广场文化取代了广场政治。

　　网络上的中国，同样需要由一种广场政治向广场文化的深刻转型。就像论者在评论广场政治时所说的，“人们不可能持续生活在激情当中，广场政治的狂热不可能一直保持。广场政治是民主的学步，但却不应成为民主生活的常态。民主原则在一个社会确立的时候，也就应该是广场政治退出政治生活的时候。”

　　网络上的中国，不应是一个被非理性、民粹主义、“群体极化”等极端情绪所挟持的地方。如何保持对于包括隐私、自由、肖像、名誉等私权的敬畏，恪守基本的法治文明，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