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葛优退款，情理高于法理

　　早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

　　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了“葛优主动退还亿霖50万元广告代言费”的消息。不但有受害者为之称快，更有媒体为之叫好。不知是不是受最近肉市、面市及股市“涨声一片”的影响，还不到一个月时间，葛优退还的代言费又涨了，这次足足涨了7倍有余，达到了惊人的359万元。

　　“退还359万元代言费”的消息源于“北京市公安局向媒体透露”，自然足够权威。“葛优的代言费”这样一个娱乐圈的惊天秘密，就这样因亿霖案而意外曝光，倒是为狗仔队员省了不少调查核对的工夫。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法律上，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葛优的退还行为是退钱，还是退赃？退赃显然不成立，警方早在6月29日就向媒体透露，“在经过细致侦查后证实，一直没发现葛优有明知亿霖传销骗人还为虎作伥的嫌疑。”这说明，葛优为亿霖公司的代言，仅仅是一起单纯的商业代言，而并非是作为同案犯在亿霖骗局中扮演角色，代言费并非赃款，而是葛优的劳动所得，用法律术语来表示，那就是“善意取得”。由此可见，在法理上，葛优对自己的合法所得其实无需退还。这就像从某个小卖部卖出的一把水果刀不幸成了买刀人的杀人凶器，店老板也不用向警方退还卖刀钱一样。

　　但依法不用退还代言费，不等于葛优就不应退还。法律之外还有情理在，法律也并不限制葛优出于自省或出于内疚而退还其代言费。“我虽不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葛优虽无为亿霖作伥之心，却有为亿霖骗局助推之实。在情理上，葛优是有愧于因其代言而受骗的受害者的，亿霖骗局曝光之后，葛优为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也当羞于接受这笔巨额代言费用。不退，合法不合情，且很可能名誉因此受损而难以修复。退，则既可平民愤，又可树形象，不失为一个良好“危机公关”之策。尽管要割掉“359万元”这一大块肉难免会有点舍不得，但从其艺术生命的延长上说，“退还”就是为了更多的“进账”。个中利弊，葛优及其经纪班子恐怕早有衡量。

　　另一个问题是，“善意取得”要退还，怎么退？退给谁？既然这359万元代言费已属葛优的合法私产，他自然有权处置。因为其代言曾给受害者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也许最好的选择是退还给受害者。但要由葛优来划定可从其代言费中受益的受害人的范围及标准，未免有些困难。因此葛优选择了退给警方，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当然也是一种财产处置方式，但问题是，359万元退还给警方，并不是所有权也随之归属于公安机关。警方理应在尊重葛优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合理处置这359万元巨款，并将这笔款项在退还警方之后的去向和归属，及时公之于众。

　　通常情况下，法律是对公民行为的最低要求。从忍痛“割肉”的事实看来，葛优为电影《手机》中的张国立的名言“做人要厚道”作了一个很好注脚。毕竟，这并非法律责任或法律上的义务，而更多依赖于情理与道德。从已公开的信息看，葛优还是因代言虚假广告而退还代言费的第一人。近年来，明星遭遇“代言门”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诸如郭德纲代言“藏秘排油”，唐国强等代言“送子观音”，刘嘉玲等代言“SK-Ⅱ”等等。当明星们代言的产品问题迭出之后，我们仍难以看到有代言人表示自省和道歉，更不用说出于情理而自愿退还代言费了。

　　于深陷“代言门”的明星之外，在亿霖骗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相关媒体，也显得格外“不厚道”。作为专门的广告发布载体，传媒理应尽到法定的审查义务。但基于利益，一些媒体为亿霖的广告大开绿灯，这其中有无法律责任尚可存疑，但就道德责任而言，显然较代言人更重。而从目前的信息看，没有一家媒体公开反省、道歉，在情理与道德面前，相关媒体保持着不约而同的沉默。以此看来，厚道的葛优倒还不失为明星和媒体们的楷模了。不妨再次温习电影《手机》里的名言，“做人要厚道”。当然，做媒体更要厚道、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