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卫生城市

    新京报社论

　　为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洛阳市从今年初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创卫运动”，随之各种怪象层出不穷：打死一只苍蝇奖励5毛钱；粮油店关门；西瓜必须放在车上卖；街头巷尾的便民早点消失；20万人上街捡烟头；环卫工人被迫超负荷工作……

　　爱国卫生工作，初衷一定是要造福公众，而且这些年也的确促进了一些城市卫生状况的改变，然而，洛阳的“创卫”实践却扭曲了这一宗旨，将其变成了一个扰民、劳民的面子工程，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随意干预社会生活，引起了市民的不满。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得不反思，“国家卫生城市”的评选标准和考核方式是否还存在不合理之处。

　　应该说，现有的《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总体上是个非常严格、细致、科学的评价制度，但其中，有些内容在现实条件下也值得商榷，正所谓“规则决定行为”，正是一些不合情理的规定，成为“创卫”乱象的制度诱因。

　　例如，洛阳市的“创卫”中，某医院给每个职工发了本知识手册，要“天天考，天天问”。比如“八不准”和“四害”都是什么？医生还要到病房里去考病人。医院如此做是为了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中“职工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80%”、“住院病人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80%”两个要求。

　　再如，便民早点消失，菜市场、小吃店关门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要求杜绝“占道经营”以及“无固定加工、就餐场所的食品摊点”，该“标准”对市容的要求详细而繁多。

　　还如，环卫工作者劳动量增加、劳动时间延长，是因为《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要求“主要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12小时，一般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8小时”，当人员不足时，超时加班当然成了必然。

　　作为一个卫生标准，严格当然没错，但也要经得起“以人为本”理念的考量。以人为本，就是要尽可能地体恤民生、关怀弱势。医生忙着治病救人，病人住院要安心静养，实在没必要让他们去死记硬背一些卫生知识。一个城市没有占道经营固然很理想，但市民要就业、要吃饭，孰轻孰重，应该谨慎权衡。还有，城市的环境卫生值得关心，但环卫人员的权益同样需要保障。

　　“创卫”说到底是为了造福城市的每一个市民，不是为了面子工程，也不是树立某些官员个人的政绩。十多年前的《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和考核方式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有苛刻之规定尚可理解，但当“以人为本”理念开始进入城市管理的细枝末节后，有必要对这个标准进行审视，对一些确实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改革。

　　此外，一个城市的爱国卫生工作效果如何，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当地民众，他们的感受、评价应该是最有分量的。但国家卫生城市评选似乎更多依靠的是专家、上级的考察，以及纸面上的数字。但是，这种考察再客观，都不过是片面的印象；纸面上的数字繁多庞杂，也难以去一一查证核实，这就给造假者留下了太多操作空间。

　　因此，诸如洛阳的“创卫”乱象固然需要批判，但改革国家卫生城市评选机制更有必要。为了制定一套更人本、更严格而又适当的标准，使“创卫”脱离形式主义，实实在在增进公众的福祉，有必要就该标准开展一次民意征询。此外，在国家卫生城市评选中，应建立一个由当地民众有效参与、表达的机制，使得民意成为是否当选的重要依据，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改变官员的“唯上”心态，让他们明白，不脚踏实地为民造福，只做花架子，到头来将是一场徒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