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宁：对中国古人的批判 不能不讲理

　　作者：何卫宁

　　自诩为“哲学乌鸦”的黎鸣在其博客里说，中华民族基本上是一个不懂得“讲理”的民族，因为中国人没有创造什么逻辑推理体系，而且只知道讲“礼”，从不“讲理”，比如，孔子的《论语》中通篇找不到一个“理”字。且不说黎鸣的这种批评是否真的“讲理”，笔者都以为他对“讲理”的理解似乎有些偏执。

　　中国古人的“讲理”，很类似西方人说的推理(reasoning)——由前提到结论的过程。的确，正如黎鸣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人没有建立类似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推理法。但是，笛卡儿、洛克等西哲早就指出，人类的理智主要储存在前题中。比如，知道了人总是要死的，再花费许多笔墨和时间去推论苏格拉底也会死，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吧？

　　于是有人会问：那么，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古人对“前提”的探求如何？乍一看好像也不如西方哲人。原因很简单：咱们中国古人抽象谈论宇宙第一动力的文章的确是不多见的……

　　然而，一般而言，随着近代科学和哲学的进展，人们很少再花费力气去推测客观存在之外的东西，更着眼于发现可以观测到的事物间的联系。比如说，A和B两件事发生了，不排除有人会努力推测有什么至高无上的前提引起A和B；而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人们则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观测并总结A和B的客观联系上。正如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指出的那样：人类理智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身处第一个阶段的人，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对神、上帝的推测；进入第二个阶段后，人喜欢用各种抽象原则来做推理的前提；而到达第三个阶段的人，用科学的实证方法(由观察到理论后，再回到观察，循环往复)来推理。有趣的是，中国古人亦经历了孔德所说的第一阶段，但很早便迈进第三阶段。这样的例子很多，笔者特别选一个与讲“礼”有关的例子，来看看中国古人其实并非讲“礼”而不“讲理”。

　　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司马光的这段话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不用抽象前提(比如说，天子的天赋神权)，而是把推理完全建立在可观察到的事物及其关系上。他把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百姓，用一组动词——统、率、制、治——连在一起，形成一棵大“树”，这棵树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模型，司马光用这个模型推导出永保国家治安的法则——礼。

　　第二，他打比喻其实就是在推理。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指出，比“三段论”更基本的推理方式是逻辑关系传递性——如果X和Y是类似的事物，对X成立的逻辑关系，也适用于Y。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司马光罗列因果关系而仅是打比喻的原因。在他的比喻下，我们能看到一幅生动的图画：上层指挥下层，就如同人的心腹控制自己的手足，也好像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如同人的手足保护心腹，也好像树的枝叶庇护树根。至此，司马光便得到了有关“礼”的结论。

　　顺便提一句，黎鸣说孔子不“讲理”，这很不公平。其实，孔子“讲理”的故事也多的不知凡几，比如在两千多年前，他老人家就阐述了追求智慧的过程比智慧本身更重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难道不正是“讲理”的真谛吗？这难道不是对当前某些人只求一鸣惊人恶劣学风理性而中肯的批评吗？

　　中华民族的理性与智慧就蕴藏在汉语中，是愚昧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还是停止诅咒，客观地认识、领悟、发扬中华民族的理性与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