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治理高速公路收费当从民主财政入手

　　■ 社论

　　最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公路条例》。条例规定，收费公路收费期满应当按照规定拆除收费设施停止收费，并由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告。该条例将自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不久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表示，对收费公路的审计调查发现其在建设、运营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其中部分公路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成为“高价公路”。而且部分收费公路经营权转让不规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北京市公路条例》规定“收费期满应当按照规定拆除收费设施停止收费”，对遏制高速公路“收费不止”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好的初衷要靠机制来保障。

　　比如，“收费公路收费期满应当停止收费”，如何得以保证？这倒不仅仅因为过去收费公路呈现出的竭泽而渔、欲壑难填，让人对这种规定先天持疑，而在于，我们到底应以时间、还是所收费用来为公路收费设定限期？公路总会有一些流量变化的，如果是时间期限，实收费用尚不够“收费还贷”时，可怎么办？而且，这个时间限制将由谁来设定，又是凭什么做出10年或者更长时间设定的？

　　点开北京市人大网站上公布的《北京市公路条例》，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找到答案。在其第五章“收费公路的特别规定”中，没有由人大等机构对收费情况进行监督、预算、审查的规定；甚至在其第四十四条规定中，有“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市公路管理机构提供收费、还贷、路况、交通流量、养护和管理等有关信息资料。信息资料涉及商业秘密的，市公路管理机构应当予以保密”的表述。

　　一个“商业秘密”，可能会使公众知情权黯然无语。这是一个事实，据7月18日《新京报》报道，曾有人大代表与京石公路收费“较劲”15年，却一直得不到有关该公路投资和收费的基本信息，相关部门给的修路贷款的信息每年都不一样。还钱多少，也是一次一个说法，有时说剩8亿，有时说剩6亿。以后，相关部门是否会以一句“商业秘密”，就可以不变应万变了？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毕竟，有前车之鉴在。

　　如果对公路收费的监督，仍没有突出人大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没有更明晰的公开与程序，那么，将很难阻止公路的滥收费。如果没有民主的财政收费管理，公路部门的利益冲动也难以遏止，民众对管理部门的质疑也难以平息。“民主监督下的财政，远比无人监督或征税者的自我监督来得更有效率且更具公平性。”这是财政民主化的基本原理及表达，也是《北京市公路条例》需要改进的“短板”所在。

　　财政天然就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建立一种以民主为基础与保障的公共财政体系，势在必行。高速公路收费管理，就不失为一次对民主财政的考量与期待。《北京市公路条例》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个好头，但是，要把开好的头走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