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逸：文化不关乎国力，关乎国力的乃是制度

    作者：唐逸

　　自从百余年前国家溃败以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便受到严重的挑战，陷入文化的危机。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面是对传统失去信心和耐心的所谓全盘西化派，囫囵吞咽了一些西方学说，便急不暇待地要“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了；另一面则是所谓文化保守派，同样囫囵吞咽了一些古书，便高喊尊孔读经，设立国教，不要或不顾现代制度了。时至今日，两派思潮的消长并未歇息。

　　文明或广义的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或价值信念、风俗仪礼等全面的社会生活方式。文明又可以分析为文化与制度两个不同的层面，各有不同的生成原理和社会功能。文化指民族语言、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层面，而制度指法律、国体、政体、财产制度等建制操作层面。文化是弱价值体系，大抵属于社会生活的“私”和“缓”的方面，而制度是强价值体系，有强制性，属于社会生活的“公”和“急”的方面。

　　文化与制度有着不同的生成原理，因而有着不同的结构。文化乃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不是人为的程序化构造，其生成的必要充足条件多为未知，故不可能在短期内经过社会选择而改变。人为毁坏某种文化并不能消灭它，而只会造成混乱和衰退；人为强化某种文化并不能弘扬它，而往往造成反抗和动乱。各种文化，只能任其自然演化，自由竞争和交流。

　　制度本来也是历史演化和历史经验的成果，但建制操作是程序化的，在人的控制范围之内，故可以在短期内通过社会选择而改变。一代人可以在本国经历到，或看到别国的不止一次的制度嬗变。一个社会，在转型期，可以选择新的或异国的制度，逐渐发展文化体系中与之亲和的价值，在历史演化中趋于统一。认为特定文化形态必然与特定制度绑在一起，并不符合人类经验。认为文化可以任意变革，也不符合人类经验。认为文化可以负起制度的功能，更不符合历史经验。文化与制度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文化的功能是安身立命。世世代代生长在特定文化圈内的人，生于斯长于斯，悲于斯乐于斯，安于其语言、风俗、信仰，踏着先人的脚步生存、发展、想象、创造，这文化便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因此传统具有稳定社会、提供可行伦理、延续人类经验和智慧等功能，因此传统常受法律的保护和舆论的尊重。文化传统和语言、风俗、信仰密不可分，其内容和结构盘根错节，极其复杂，而且呈有机整体的自洽形式。既然文化是历史演化的，而历史并未完成，我们便不可能脱离历史时间来观察和发现其必要充足条件，因此不可能控制、预测和任意改变它。

　　个人也许可以在一生之内，通过思考体验而改宗，但民族的改宗只能在民族的成长过程(历史演化)中发生。越是已经成熟或古老的民族，改宗的可能性越小。认清这个事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民族近百年来由于认不清这个事实，制造过几乎灭顶的社会灾难。所谓文化大革命，便是企图在短期内以暴力手段变革“封资修”旧文化的全社会的癫狂行为。这如同全社会暴然而起，互相厮杀，非要迫使对方画出圆的方形不可。

　　然而不仅如此，我们的失误还在于认不清制度的功能。制度规范人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权利，它限定人的利益和权限，对违规行为加以威慑、裁判、制裁，故效果明显，立竿见影。各国制度之优劣，效率之高下，可以互相观察比较，也就可以学习借鉴，更有利于变革。制度之可比较，在于其功能的可观察性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社会，秩序是井井有条还是混乱胡来，资源是有效利用还是挥霍浪费，分配是大体公正还是民不聊生，官员是奉公敬业还是腐败堕落，言路是自由公开还是压制愤恨，国力是富庶强大还是外强中干，民气是舒畅凝聚还是一触即发，总之，大凡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和生死关头的一切，皆是制度的效果，而非文化的作用。

　　明白这个道理，也就不至于硬要文化来承担制度的功能，说什么国粹不能保护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国粹？文化只是精神资源，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与国力强大与否没有直接的可证明的因果关系。而关乎国力(以及正义、秩序、效率、安危)的乃是我们的制度。百年来我国的一切溃败、羞辱、失误、折腾、自相残杀、国力内耗，全是制度之过，不是文化之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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