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小戎：人生的意义，还是个问题吗

    作者：贝小戎

　　在躲避崇高的年代，关于人生意义的书会令人侧目而视。《卫报》的评论戏言：“看到书名时，我想，《人生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是把The Meaning of Liff给印错了吧？”———后者是《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道格拉斯·亚当与人合编的一本“字典”，都是一些杜撰的英文单词，比如Shoeburyness，其释义是，“坐到还带有别人的屁股的余温的座位上时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行思文丛、口袋阅读”中有一本《生活有意义吗》，作者是英国哲学教授约翰·科廷汉。新书《人生的意义》的作者是更为中国学界熟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两本书有不少相似之处。

　　《银河系漫游指南》指示的意义

　　首先，这两本书都是小册子，科廷汉著的“口袋本”自不用说，伊格尔顿的是185页，175页正文加上10页推荐书目和索引。好像是试图通过三下两下的论证来改变读者的人生。

　　其次，二人都提到了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在这部小说里，一台电脑经过750万年的运算之后说：“关于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答案是……42。这确实就是那个答案。我认为问题出在你们从来没有确切地知道这些问题本身到底是什么。”后一句话跟分析哲学对人生意义的看法相同，生活意义问题属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对于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另外，42这个数字也不简单，据说天文学家测量出银河系的总重量为3乘以10的42次方(千克)，也就是3后面42个零。

　　生活的意义跟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是息息相关。一方面，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有意识，人好比是宇宙的意识。另一方面，人在宇宙中又非常渺小。而且，像《银河系漫游指南》的结尾那样，知道地球毁灭性未来的主人公经过时间通道回到过去，感叹史前人类热心从事的各项活动毫无意义，因为文明注定会湮没。

　　1870年后，生活的意义成了问题

　　伊格尔顿认为，在1870年以前，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其答案对西方人来说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信仰上帝，生活的意义就是对上帝虔诚，努力获得拯救。“1870年或者1880年左右，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确定性开始动摇，托马斯·哈代和约瑟夫·康拉德提出了生活的意义这一很迫切的问题。”20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起了一些作用：“如果生命在实践过程中被如此作践，人们可能会在理论上讨论它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洗礼下的意义问题

　　伊格尔顿和科廷汉都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论来分析，因为意义是由语言组成的。伊格尔顿说，意义是人为赋予的，物体本身没有意义，只有人类指派给它们的意义，而赋予意义的工具是语言。后现代主义者由此推论说，我们想赋予事物什么意义就赋予它什么意义。伊格尔顿反对这种相对主义观点。“我们显然不能说老虎很腼腆、让人心生怜爱。”

　　伊格尔顿说，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通行的人生意义理论是，意义是行为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现成的可以施与我们的东西———跟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类似。“过去文学批评理论界争论，一首诗的意义是已经包含在作品中，还是它的意义是读者带给诗歌的。如果诗歌的意义是我们注入的，那么我们得出的只是我们注入的。那样的话，诗歌怎能令我们惊奇、让我们感到它抗拒我们解读它的方式呢？照此推论，生活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凭空创造生活，因为我们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不顾及亲情、社会、两性、死亡、游戏、哀痛、欢笑、疾病、劳动、交往等现实的生活计划都不会长久。”

　　生活的意义不是无所欲为，也不是享乐，而是“己所欲，施之于人”，爱别人，也被别人爱。“没什么特别的。努力和善待人，不吃肥肉，时而读些好书，散散步，与各种信仰和国家的人和睦相处。”生活的意义对伊格尔顿来说就像一支爵士乐队，每个人都通过相互友爱来参与集体追求快乐的努力。每位乐手都在做自己的事，但又跟他人合作、激发他人的灵感，共同演奏出一段和谐的乐曲。当代哲学已经回缩成这副样子了，而对康德那样的古典哲学家来说，无论人的自我约束还是关爱他人，都可以归结为人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