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健：寻找香港70年代的文化事

    作者：邓正健

　　陈冠中 作家、文化人。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现居北京。著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波希米亚中国》、《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等。

　　近年陈冠中彷佛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代言人，这本《事后：本土文化志》中所记述的，正好也是他为香港文化所说的一点话。为何会是陈冠中？因为他长期穿梭各种文化领域之间，再加上体内所流着“小资”、“自由左派”和“波希米亚”的血液，令他撇除了香港文化圈中常见的曲高和郁闷。年轻一辈习惯纠缠于文化身份的老问题里，而陈冠中则因着他的世故，早就提倡了他的“世界主义”和“杂种精神”。他的观点破格，既有与年龄匹配的深刻，也有跟年龄不符的活力，他看见过几个香港的文化时代，也经历过一整代香港人的文化生活。于是顺手写来，彷佛就成了一家之言。

　　70年代是文化开蒙期

　　《事后：本土文化志》所收的五十三篇文字，其中五十二篇均是为报纸副刊而写，如今拼凑出版，正好展示出一种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化风华。没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陈冠中说，七十年代是他的文化开蒙时期，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文化偏食症，只会贪吃滥食，结果没有吃出人间真味道，却挺适合为我们作点“事后”简报。但我们岂又不知他在文字雕琢上的致趣？

　　这五十多篇文字，读起来毫不严肃，而且妙趣横生，就有如久经世故的前辈娓娓道出，好像所有事都是人间好玩事。其实，陈冠中的书写并不够真诚，说的不是他口不对心，而是他只凭着一些个人感想书写香港文化，尽管趣味盎然，却未算是深刻的文化考察和反省。

　　所以这本书可有两种读法：一是如实地读，好好享受；二是抽离一点，从陈冠中没有说的东西中，读出香港文化的深层结构。

　　70年代是香港文化的“源流”

　　年轻一代对书中所说的璀璨星光大抵没有什么反应。毕竟所谓七十年代的神话，都只一群“老鬼”的集体回忆，也是这群“老鬼”所炮制出来的故事。陈冠中花了不少篇章写他的开蒙生涯，如逛文艺书店、啃社会理论、搞文社、办杂志，但在那个仍是意识形态对峙的时代，他没有执拗于某一种意识形态，既同情左派思想，也拥抱小资情调，而他的“成名作”《号外》杂志，正好体现了这种浪漫风情。

　　陈冠中的同代

文化人，不论出身“成份”如何，在八十年代或以后的岁月里，纷纷走进了建制，或担当起建制的创造者，最终主宰了香港文化的命运。套用陈冠中从前的说法，这是香港婴儿潮一代的“好运气”。这一代人将现在的香港文化归因于七十年代，于是，七十年代的火红岁月渐渐成了香港文化的“源流”，就像陈冠中自己也说，香港的流行文化乃是始于他进入文化圈的那个时期。但书中所谈的“本土事”，其实全都是那一代人的“本土事”，却未必谈得上是香港文化“本身”。香港现在有如此风光，纵是这一代人使然，也不表示香港文化只有如此浅薄的内容。

　　探索香港文化的“细艺”

　　近年香港文化圈掀起“忏悔”风潮，正说明了香港文化的隐忧：我们拥有缤纷的流行文化奇迹，却严重缺乏让文化传承的精神力量。陈冠中希望这本书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好好记下香港的文化遗产和集体回忆。这句话本身也有忏悔成份，但更多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表达：从记下自己对文化的观察和经验，继续传颂他那一代人的“香港精神”。

　　他在本书中所谈的，都是一些香港文化的“细艺”，例如电影、电视、音乐、杂志、

漫画、摄影、戏剧、广告、时装，不胜枚举，没有雅俗之分，只有高低之辨。于是在他笔下，尽是文化“高手”的逸事美谈，铺展出来，百味陈杂，正好是“杂种精神”的最佳脚注。文化本是杂种，按照陈冠中的说法，杂种不是斩断文化根源，而是宽容地吸收世界事物。但是，纷陈杂乱并不就是杂种，香港文化向来只有纷陈杂乱、百花齐放，却往往找不出一条清晰的杂种脉络，“细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始终是某些人所把持的文化“秘密”，一般人无从得知。继续重复着各种香港流行文化的神话，到头来都只是老生常谈，对了解香港的文化特质裨益不多。

　　陈冠中说了一个香港本土的文化事吗？大概不过是一代人里一种典型生活的一些“文化事”，究竟本土与否，又有谁会知道？也只有这样，他对本书的期许才算合度：“五十三篇文章，对各种细艺仍谈得很粗，遗漏必多”，“只希望引起兴趣，大家也写，记下香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文化不只是实践和记述，也需要诠释和传承，才能够实实在在地延续下去。这正好是香港文化结构中所缺乏的力量。

　　□书评人 邓正健(发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