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最具幸福感城市指标忽略了什么

    作者：傅国涌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活动正在进行中，有35个大中城市进入了候选名单，最后将通过调查问卷与居民投票产生出十大“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主办方提供的幸福感的衡量指标有：涉及认知范畴的生存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环境状况、教育状况等；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的程度如紧张程度、心态等；人际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和城市发展方向的关系等。从这些指标来看，更多地强调了私人生活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或者说回避了人还有公共生活的一面，尤其是作为“最具幸福感城市”，哪怕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中充满了幸福感，只要他们的公共生活等于零或接近于零，那样的幸福感注定也是残缺的、不完整的。

　　“最具幸福感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在劳作获取基本生存之余，可以悠闲地逛超市、购物，精心地选择不同牌子的空调、彩电、汽车，也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情地品茶娱乐，尽情地跳舞唱歌，尽情地打

麻将、甩扑克。这样的幸福感未免来得太廉价，充其量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幸福感，而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幸福感。幸福感来自生活，生活包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生活在不同城市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只有在后一种生活中才有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尊严感，实现作为城市主人的价值，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幸福感才是真实、具体、可靠的。否则，总是在个人的生存状况、情感心理、人际关系这些指标上面去寻找“最具幸福感城市”，这样的幸福感乃是向内的，经不起推敲的，也是虚幻的。

　　科学家任鸿隽在1920年说过一番值得我们重视的话：“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做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完备”，因为这关乎人类公共生活的质量，关乎人类的自我管理、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社会组织”在这里指的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自主团体，是民间自发的、非强制性的自愿结合。衡量一个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有一些相通之处，就是说，按不同意愿组成的“社会组织”越发达、越成熟，这个社会就越开放，生活在其中的人幸福感就有可能越强，因为不同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社会组织”找到各自不同的位置，实现各自的价值。

　　说得简单点，在城市生活中，与幸福感关系最大的乃是一个城市的自治空间有多大，也就是说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居住在该城市的普通人的意志？普通人自我发展、自由竞争的空间有多广阔？当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普通人有没有方便、正常的渠道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的意愿？具有基本共识的普通人有没有可能自愿地为公共事务服务、尽责？这些指标一旦缺席，就说不上健全的幸福感。

　　世界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突破50%，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虽然还高于城市人口，但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城市引导乡村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当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只是人居住的地方，中心永远是具体的人，我们讨论“最具幸福感城市”，实际上关心的是具体的人的幸福感，虽然每个人心理体验上的幸福感可能各不相同，但从社会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可以确立一个健全的“幸福感”概念，那就不能停留在私人生活层面上打转。我看到一条消息，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有99%愿意留在香港发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认同香港的自我增值机会、言论自由和高效生活”。不难看出，在这些莘莘学子心目中，香港是一个“最具幸福感城市”。不过，这次候选的35个城市中并不包括已回归10年的香港。

　　(作者傅国涌系知名历史学者)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