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哲远：我们时代的抑郁与癫狂

　　作者：蔡哲远

　　一项据悉源自法国的“创意”——“发泄餐厅”，日前在北京亮相。在这里，顾客被允许以砸物品的极端方式为自己解压，明码标价为：盘子每个10元，瓷器每个30元至200元，如要砸音响，则须先付1000元。(据7月31日《北京晚报》)而就在此前不久，源自丹麦的“心灵超市”亦在上海白领中引起热烈反响，短短1个月内即售出8000余个写有“暂停”或“让你没压力”等字样的“心灵瓶子”。(据6月25日《新闻晨报》)在堪称“压力之都”的香港，“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未解决！”“巴士阿叔”的“怒吼”不经意间竟成了社会流行语，更有精神科专家称此事显示港人其实都处于“突发暴躁”的边缘。

　　中国正飞速进入一个“压力型社会”。有海归叹道：“中国的

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为医疗、教育和住房“新三座大山”所困的白领们70%处于亚健康状态并感慨“三十难立”。当不少网民表示对

房价已经感到绝望乃至麻木时，有

开发商却私下坦承“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与日本在形成稳定的“中流社会”之后出现“下流化”趋势不同的是，被透支了未来的中国白领们似乎尚未“中流”就开始“下流化”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1%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焦虑，55%的人对人生缺乏热情。有资料显示，2005年北京64.1%的职工年均工资没有达到平均工资，这与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研究结果即“人口的64.7%处于下层”相当吻合。

　　名人们亦各有各的压力：崔永元坦承自己得了抑郁症，黄健翔在发飙后终于道歉，不过仍坚持“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宣泄”，而另一位《实话实说》的前主持人阿忆则为自己身为北大副教授的“区区”4786元月薪“哭穷”，“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而近年来名人的早逝亦时有所闻：陈逸飞、陈晓旭、侯耀文……。经济学家得时刻承受挨骂的压力，吴敬琏先生就直言“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有人则感叹“当官越来越不容易了”，至于官员自杀亦早已不鲜见，河南宜阳县公安局长白山调任前突然举枪自杀身亡(据中新网洛阳8月5日电)即为最新一例。

　　无可否认，与“压力型社会”相应的是典型的“高风险社会”！公交售票员掐死“疑似”逃票者、群众打死小偷、家长打死老师……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唐昊将这种与挫折感、不安全感、无力感等社会心理相伴的弥漫社会的戾气称为“我们时代的精神瘟疫”，并表示，“我不认为一个社会能够把人逼死，但我确实认为一个社会能够把人逼疯”。“熊猫烧香”病毒的作者李俊在中专毕业多次找工作受挫后开始编写病毒程序。在2005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少年阿星杀人事件中，因讨要不回自己的工钱一怒之下杀了工厂主管的阿星这样解剖自己的内心：“我挣扎了这么久，就是想和他们(注：指沦为“砍手党”的同乡)不一样，可是一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我害怕跟他们一样，也想避开他们。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在“压力型社会”的背景下，近日郑州出现的自称专门替人报仇的公司的街头广告(具体到“砍一刀”或“掉一根手指”的价格)(据7月30日《郑州晚报》)，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即使这确实只是诈骗行为，我们也不应忽视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土壤。

　　今天的中国，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复合转型，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下，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所形容的“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的财富马拉松正在这里上演。在某种意义上，这亦是一个如日本知名教育学者佐藤学教授所说的“在‘压缩式现代化’背后潜藏着的病理一举喷涌的时代。”在这样的“断裂”社会(孙立平语)中，强者与弱者在傲慢与偏见中彼此误读，人们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与此对应的是，我们正面临一个1亿多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