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公共支出要防政府越位

　　马红漫

　　上周，《环球时报》刊登了拙作“公共投入要让穷人多受益”(见1473期本版文章)，我在文中谈到，政府手里的钱多了，应该更多地投向社会保障，而不是楼堂馆所，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加强监督机制。

　　事实上，财政支出偏离公共财政定位，变异为“经济建设财政”会导致很多的不良后果。这除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制约了经济良性发展外，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极有可能成为腐败问题的根源所在。以道路交通建设为例，从1998年起，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度攀升，资金大量涌入，到2003年达3500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10%，比重创建国以来新高。这也使得掌握公路工程建设“生杀”大权的交通管理部门日益炙手可热，迅速成为腐败“病毒”侵蚀的“高危行业”。 在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从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开始，已有新疆、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份的17名官员。表面看来，这些案件的发案环节基本都与公路建设有关。而从体制深层次看，政府财政资金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投资，试图通过经济建设的投入拉动经济，是造成腐败案件频发的政策导向背景。

　　从微观看，政府财政投入的经济效率因为缺少外部竞争的压力，而很难得到保障，从而失去了监控腐败违规行为的市场依据，让腐败官员有了可乘之机。从宏观角度看，行政判断很难与宏观经济具体走势配合好。一般而言，由于政策效用发挥具有时滞性，经济建设的财政投入往往在经济衰退期实施，而这些设施建成之后发挥效果却往往在经济繁荣时期。

　　世界经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1938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现象，罗斯福向国会建议增加3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兴办公共工程。实施这个计划后经济形势迅速好转。这也是主张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者的重要依据。然而我们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政府直接投入经济的“新政”只是经济严重衰退期的权益之计，并不是政府财政支出方向的常态。当罗斯福新政成为调控思路，政府开始持续加大政府干预经济力度之后，美国经济一度出现了“滞胀”的两难困境，让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和理论陷入了彻底失灵的尴尬局面。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罗斯福新政绝非仅仅是政府经济的投入，那只是短期手段而已。更重要的是，在新政中罗斯福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美国于1933年建立国民工程署，改变对失业者单纯救济的办法，通过以工代赈项目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此后，通过历任美国政府的努力，美国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完善。实际上，西欧国家在50年代采取的加大公共投入的政策，都是把重点放在了完善社会保障方面，并且设立了与之配套的严格管理审查的制度。

　　微观的腐败案件频发与宏观的经济调控失灵，都表明了政府公共财政必须回归到本位。公共财政的根本特征就是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首要目标：凡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的，政府就不应介入，不能“越位”；凡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必须提供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则不能“缺位”。

　　因此，要想实现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核心问题是要建立起判别政府财政“越位”和“缺位”问题的外部监督机制。参照国外成熟国家政府经验，这一体制包括事前的预算审核和事后的财政

审计制度。通过立法机构审核财政预算报告，让政府财政支出在制定伊始就必须符合纳税人的偏好，从而保证其公共财政的定位；而事后的预算执行审计，则让任何贪污腐败行为都面临被法律惩处的风险。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在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立法预算审议尚形式重于实质，导致财政支出的事前约束不到位；而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则因为审计部门同列政府部门系列，在体制上存在先天不足，审计监管能否到位并严格执行，很难甩脱行政力量的干预。

　　虽然公共财政的定位已经是我国既定的财政体系目标，但是目标的确定并不意味着目标能够必然实现，完善外部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才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作者是经济学博士。)环球时报供新浪独家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