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百万短信辟谣的关键还是公开

    新京报社论

　　8月12日凌晨4点，“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言无端生起，在风狂雨骤的湛江市乌石、北和、覃斗等地不胫而走。8点41分，广东省气象局迅速下发辟谣短信，3个多小时内，280万条免费提醒短信顺利下发，谣言随即被平息。

　　“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谣言的流传，很明显是潜在的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当地政府部门反应迅疾，通过短信的全覆盖，成功化解了谣言引发的群体恐慌。湛江此次危机处理，既显示了手机气象短信应急服务平台对突发公共应急的重要作用，也显示出政府信息的及时与公开对危机公关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里，让事实说话，让公众充分知情，依然是关键。

　　在湛江息谣过程中，手机短信作为媒质，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它们最大限度地承载起了一种让事实说话、平息社会恐慌心理的功能。毫无疑问，当手机作为传播工具时，正和其他各类传播媒体有着同样的工具意义。这也正显示出，充分尊重媒体的传播规律，更有利于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更有利于破解“谣言滋生”的现象。

　　作为舆论学现象，无论是流言还是谣言，都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集群行为方式。“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

地震”的谣言之所以无端生起，本身来自大暴雨所导致的信息的重大性与模糊性。而息谣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没有发生地震”这种权威信息与“引发大震”这种民间流言之间的博弈。在这其中，能否让公众舍弃由流言与谣言形成的“舆论”，转而接受权威信息，考验着信息提供者及时提供真相的能力，即及时以权威信息填补社会舆论真空，取得公众信任。

　　对谣言的舆论学分析，必然指向政府部门的行为方式。在一些重大而模糊的信息面前，谣言永远只能止于信息的透明与公开。这已是无数次突发公共事件给我们的朴素警示，也是一直以来，我们都能从一些突发事件中获得的有关信息公开的经验与教训。像湛江事件一样，政府部门的权威信息，在第一时间起到了息谣作用。相反，因“怕引起市民恐慌”，而不公开处理信息的做法，反而会引起更大恐慌。

　　同时，对明显属于谣言的舆论，也需要政府部门及时予以澄清。而对可能并不全属谣言的舆论，也同样需要政府部门及时提供真相。所有这些，正是正在酝酿中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所追求的精神。如果说，《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本身，显示了我国在突发事件应对方面来自法律的努力，今年6月该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时，删除了有关对新闻媒体的限制规定，则表明国家相关部门尊重媒体报道权以及在信息公开方面的信心。

　　信息公开作为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注定成为决定危机管理成败的关键因素。毕竟，我国面临的现实是，每年由于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达6500亿元人民币，约占GDP总量的6%，死亡约20万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而与此同时，信息公开也还没有获得地方性共识，部分政府部门提供真实权威信息的能力仍然欠缺。由此，“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谣言的迅速被平息，离成为处理公共安全的普遍推行的准则，尚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