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必达：文房四宝申遗要警惕功利目的

    作者：李必达

　　正是“功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书法的生态环境，也从根本上导致了“文房四宝”的衰落。如今，“文房四宝”终于进入了“申遗”的程序，一旦申遗成功，想必也能因此获得保护与发扬。不过，在面对申遗热的时候，也理应警醒，当年书法热的功利性问题，是如何伤害书法艺术本身的。

　　近日有消息称，由中科院科技史所、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牵头，联合申报中国文房四宝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材料编撰工作在北京正式启动。该协会的会长郭海棠称，“申遗”的材料将于明年春天提交联合国。(见8月12日《新闻晚报》)

　　“文房四宝”是书写工具，是“器”，而不是“道”。所以，从表面上看，“文房四宝”理当比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艺术形式，更容易保存与发扬才对。不过既然被推到了“申遗”的最前线，就必定有其原因。检索一下“文房四宝”目前的市场状况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文房四宝”排名第一的湖笔，目前年产量65万支，其中一半供出口；著名的红星宣纸，1/4产量出口。日本是这些产品的主要进口国，进口的原因是其国内书法热的持续存在。

　　书法是“文房四宝”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而一般民众对书法的兴趣，则是书法这一特殊的书写艺术存在与发展的核心。

　　对书法爱好者来说，日本的书法热潮应该并不陌生。林散之、启功这样的大书法家，也都曾对日本人的书法兴趣大加赞赏。观察日本当代平民与书法的联系，不难发现快乐是这种书写活动的核心价值，而非泥古。

　　书写的快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书法自由的书写态度。这种自由感与书法在日本的发展过程关系密切。日本书法移植于中国书法。因为是一个移植项目，因此根基并不深厚，也不存在强大的传统力量。12世纪以来，禅学开始横扫日本。与此同时，禅僧成为日本书法艺术的中坚力量。在禅风的推动下，传统的书法技术与审美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书写者自我意识的强调，冲决了传统中国书法的历史感与形式感。在这个时代，日本的僧侣书法家们蔑视正规的书法传承，甚至无视汉字的间架结构，一味强调自我意识，按照个人的趣味与方式进行书法创作。这使日本书法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包袱与羁绊，而更强调纵情的个人表达。而这种个人表达带来的，则是书法的乐趣。无论是每年一度的“新年书法大赛”，还是著名的清水寺“年度汉字选拔”，在每一个参与者的脸上，都能看到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反观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书法热就一直时断时续地存在着。但对于大多数从小开始练习书法的孩子来说，这种传统艺术带来的却并非快乐，而是惨痛的记忆。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家长将书法视为儿童课外教育的重要科目。但功利性依然是中国书法热的核心话题。尽管这些孩子的家长通常都会声称“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书法家，只是培养审美与兴趣”，但如同乐器、围棋之类的其他课外教育项目一样，书法最终成了他们给孩子带来的沉重压力。书法的快乐，也因此荡然无存。

　　将书法在中日两国的存在状态作一对比，不难发现正是“功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书法的生态环境，也从根本上导致了“文房四宝”的衰落。如今，“文房四宝”终于进入了“申遗”的程序，一旦申遗成功，想必也能因此获得保护与发扬。不过，近两年中国的“申遗”活动日渐火暴，“申遗”的功利意图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面对申遗热的时候，也理应警醒，当年书法热的功利性问题，是如何伤害书法艺术本身的。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书画工具的代表，但中国传统书画工具并不止于这四件用具。印泥、镇纸等用品同样是重要的书房用具，也同样面临衰落的局面。理应将这些中国传统文具一并打包，使之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列，并得到应有的保护。

　　□李必达(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