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无怀疑精神便无真学术

　　作者：十年砍柴

　　杨奎松的《开卷有疑》虽是他对中国现代史的读书札记汇编，但笔者以为每篇读书笔记皆是严谨的学术论文。因为这些文章远比那些打着学术名号皇皇百万言实则是东抄西凑的学术泡沫，更重视史料的甄别和新史料的采用，视野更开阔，更注重借鉴境外学人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是观点先行，人云亦云地演绎一番，而是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一些已成“定论”的观点提出怀疑，并进行逻辑严密的分析。

　　于不疑处见疑

　　胡适先生主张做学问要“于不疑处见疑”，这本应是学界的常识，但在浮躁风盛行的当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因为近现代史离我们太近，和现实政治纠缠不清，禁忌多多，也难免带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正如作者书中所说：“在内地和海外，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却自诩为历史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说，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然而，由于政治的、党派的、国家的、族裔的以及阶级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到客观和超然的委实不多。”

　　上个世纪一连串的历史事件至今还在左右着中国的命运，作为生活在当下的一名现代史学者，杨奎松要取得卓然的学术成就尤为不易，因为比拼的不仅仅是史料的占有、个人的敏锐和勤奋。让笔者钦佩的是，一个长期浸染在体制内的历史学家，具有超越体制的眼光和胸怀，使自己的工作不流于琐碎的材料考证，而是在行文中处处表现出现代知识人本应具备的民主、科学意识。———而民主与科学正是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民主科学、求真务实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被作为某种旗号，实际操作却大相径庭，这也是当今人文学界尤其是近现代史学界少求真见疑的真学术、多概念诠释的伪学术之重要原因。

　　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分析

　　作者当然不是一味地怀疑、然后否定旧论，如这样便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而是把人物和时间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尽可能做到持论公允。

　　他在《孙中山爱国不爱国》中说道：“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历史上几乎任何政府，通常都会以宣扬‘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某个时期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未必是真爱国。”

　　他在引用霍布斯鲍姆有关爱国主义的一番论述后，更是明确地提出：“理想意义上的‘爱国’或‘爱国主义’，首先就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因此他在该文结尾时所说的：“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似乎余音绕梁。这对今日中国人回过头来看上世纪的历史，以及观察今天的社会，大有益处。

　　超越环境看待历史

　　但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是冷冰冰的计算机，而是生活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的人，无论如何超脱，也不可能完全不带个人的情感。就如他对持“大历史观”的黄仁宇先生给予了很高的平价，同时又指出黄氏是一个性情中人，“也仍旧有他自己的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读完杨奎松这本《开卷有疑》，我以为他对黄氏的评价同样可以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从太史公开始，完全没有个人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的史家几乎没有，所以杨先生也承认在分析和研究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学会在道德批判上尽可能保持沉默，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无论要超越个人所处环境多么困难，尽可能求真见疑，公允客观地分析、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是史学工作者应秉持的态度，也应对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有所启迪。这便是我读这本书最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