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论道:茅于轼招惹了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0日09:30 南都周刊

  茅于轼先生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言论,基于“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的判断,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事实上,茅于轼不仅这么主张,也一直身体力行:他主持小额扶贫贷款——为穷人办事;他批评社会“仇富”情绪——替富人说话。然而,茅于轼的文章发表后,却惹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指责甚至辱问。是茅于轼误解了大众,还是大众误解了茅于轼?是茅于轼的贫富两分法表达引发了民间贫富对立情绪,还是网友的情绪宣泄缠上了茅于轼这个替罪羊?

  主持人:吴钩

  嘉宾:黄广明 媒体工作者

  张东生 网络从业者

  王琳 大学副教授

  沈阳 青年学者

  第1节

  主持人:茅于轼老先生发表了一个看似两头讨好的言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但结果可能是两头都不讨好,现在许多网友都在骂茅老先生。为什么弄成这样?茅老先生说的没有道理吗?

  黄广明:我认真读了茅文,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立论主要是保护富人合法财富权利,这些都没有大的问题,有些批评者抓住一些细节不放,如茅说的仇富的心态中国自古有之(这点茅可能确实错了),攻其一点,而不顾茅文整体的立论,我觉得有点因文害义了。有些批评者的立场其实正是茅所批评的,为穷人说话好像就有先天的道德优越感似的。

  王琳:茅老的“为富人说话”是有前提的,他在文中已经解释了:“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之所以被骂,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网络阅读是一种快餐式阅读,一些网民没有足够的耐心来读完整篇文章,而只是基于这个富有争议的标题本身就开骂了。如果骂人者看到了茅老关于“富人”的自我定义,可能有相当一批人会退出骂人的阵营。

  沈阳:对。也有网络文化的特点。这点,也正好结合了民族的一知半解、自以为真理的心理模式。这些人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将起到什么作用,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主持人:茅老的话语中似乎隐然有一种富人/穷人的两分法,是不是这个两分法激起了一些批评者的贫富对立情绪?

  王琳:时下中国的贫富对立情绪是个现实存在,富人与穷人的两分法过于简单,确实容易挑动这种现实存在的对立情结。我理解茅老这篇文章有其具体的针对性,那就是在知识界存在的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为穷人说话似乎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为富人说话则要犯某种道德风险。茅老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要“为富人说话”,但他并没有否认为穷人说话。

  黄广明:但,茅文虽然立论于大的方面没问题,细节上却是可以商榷的。如他说,“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容易给人一种忽视穷人也做出贡献的印象,在中国,劳动力廉价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面,穷人做出了很多牺牲。

  第2节

  王琳:茅文列举了一些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的例子,无外乎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例。我想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来概括他的主要内容,那就是我们应为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说话,但现在为穷人说话的很多,所以茅觉得应强调一下,不要忘了也要为富人说话。

  主持人:但是,就现实而言,中国的富人与穷人各自的权利分配还是有天差地别的,我觉得,穷人,首先是权利上破产的人,中国的现实是这样。所以,他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你为他们办事,而是保障他们的话语权。这么说来,茅老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论显然容易引来不满。

  张东生:事实上,大部分中国人这些年的生活都是有所改善的。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关于工资的调查,95%的网友都承认自己的工资在过去2年里有增长,但99%的网友都对自己的工资不满意。我们习惯了身边的人总是抱怨,我们的社会就在怨气中前进。也许这缘于今天的中国高速发展,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吧。

  主持人:我觉得东生说的问题背后其实就是权利缺席的问题。

  王琳:主持人说到“权利破产”,其实茅定义的富人与穷人一样,都是无所谓权利的人。对中国公民伤害最大的是权贵,而不是富人,更不是合法经营的富人。享有特权的也是与权贵结合的富人,而不是茅所定义的那种富人。

  黄广明:正本清源,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具有民粹倾向的“仇富”情绪,是板子打错了。社会的贫富分化是正常现象,如果机会平等,决定贫富(成败)的就是个人的智慧与努力的因素了,这种分化人民能够接受,就像美国一样,没有听说过有仇富现象。但在中国,由于机会是不平等的,起点是不平等的,所以贫者恒贫、富者恒富,这是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我说“仇富”是板子打错了,就是这个意思。

  王琳:我打个比方来形容一下现在的“仇富”心态:好比两个奴隶在奴隶主手下干活,一个体质好些,一个体质差些。有一天奴隶主嫌两人工作不努力,体罚了两奴隶,结果体质差的奴隶抗议说,你不能用同样的方式体罚我们。因为如果你用同样的体罚,我被你打得快要死了,他却因为体质好而什么事都没有!所以你也应该把他打到我这种程度。他们忘记了,富人和他们一样也是体制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却希望富人与他们一样被体制伤害到同等程度。

  张东生:我觉得现在媒体在有意挑拨穷人富人关系,而不是把矛头指向那些特权阶层。其实富人一样焦虑,一样紧张:我为什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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