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根岭：知恩图报强制感恩确有必要

    作者：郑根岭

　　河南省慈善总会新近设立“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要求接受慈善助学金的贫困学生签订“道德协议”，以便在将来参加工作后有能力的情况下，自愿向“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捐助不少于受资助额的善款。

　　慈善行为，本来是消弭贫富差别、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辅助性方法。既然不是政府行为，不是义务性要求，那么，像河南省慈善总会与受助学生签订“道德协议”的做法就无可非议，也合情合理。

　　对刚从整体贫困中挣扎出来的中国人而言，奢谈西方社会的慈善观念，简直有点儿食洋不化。中国自古都是把慈善当做“施舍”来看待，说得好听些是“行善积德”，通俗讲就是“做好事”。“做好事不留名”值得颂扬，可做了好事希望得到受益者的感谢，也属正常。并且，慈善总是与报恩联系在一起的，中国

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道德教化良好载体的民间戏剧里，不是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唱诵传播积德行善和知恩图报观念吗？谁敢说这种观念就不值得提倡？

　　慈善行为的主动权在行善者手中，他乐意向谁行善，是他自己的权利，别人管不着。因此，作为行善之人，只要没有借此违法乱纪或附加过分的条件，就不应该受到指责。俗话说：“把钱扔到水里还听一声响呢。”因此，捐助者和慈善机构要求受助者写封信表示感谢、汇报一下学业，乃至签订“道德协议”，都不算是过分要求。

　　我觉得对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威胁最大的，不是行善者和慈善机构的所谓“道德枷锁”，而恰恰是一些受助者的冷漠和不知恩图报。

　　笔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读研究生拿着70多元助学金和刚参加工作拿一二百元工资的时候，也曾资助过家庭条件较差的大学生，主观上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不愿意看到勤学上进的大学生因经济困扰影响学业。可多年来的感受，对方表现得让人很不爽，无论是在校期间还是后来毕业进入国家机关工作，连个“谢谢”和感激的表示也没有，再见面甚至像没那么回事似的。这种情况我想换了谁心里都会觉得不痛快。我并没有到处宣扬我做过这件好事，以寻求压倒对方的道德优势，也没想日后获得什么回报，可总感到自己的一片善心受到了亵渎。

　　因此，我理解演员孙俪不满其资助的贫困生消费过高停止捐助的做法；我对5名贫困大学生被

襄樊市总工会和市女企业家协会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也表示支持；我对广州碧桂园要求被资助者必须签“道义契约”和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两名企业家资助82名学生之时签订协议的做法，都表示理解。

　　目前的社会风气，对做善事的人要求特别苛刻，对受助的弱者却滥施同情甚至纵容。网络上、时评界民粹主义倾向太严重，不少人觉得自己只要站在弱势群体立场上，就可以对强势群体甚至官方任意挥舞道德的大棒。殊不知，行善之人并非都是富得流油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少人自己并不富裕，反而省吃俭用资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在以自己的财富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些人更值得社会大众尊重和敬佩，而不应该受到质疑和歪曲丑化。

　　签订了“道德协议”，对受助者能有什么损害呢？如果说签订“道德协议”，培养其感恩戴德、知恩图报的意识，就会对其带来心理上的折磨，那么这种心理正常吗，值得肯定和鼓励吗？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