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给《水浒传》盖个家长指引的戳

　　作者：李斌

　　金圣叹先生曾经说过，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为什么呢？因为水浒教人造反，三国教人谋略。但也还有其他说法，譬如说少不看水浒，是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看了水浒，学了书中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容易惹祸。然而，“知名学者新解水浒传：108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楚天都市报》8月27日)，却对“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传统认知做了颠覆性的重新诠释。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所列举的罪证包括：劫富不济贫，内部分配不均；被腐败官府、黑暗势力迫害而“逼上梁山”的只是个案……

　　报道说，周教授的诠释在学界引起了争议。从普通受众的反应来看，他的诠释也可能像前一段日子出炉的“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的论断一样，成为打着文学研究、学术平民化的幌子，制造热点、哗众取宠、吸引眼球、赚取实惠的自我炒作典型。但是作为一个文化议题，假如我们依然笃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对于即使有奇谈怪论嫌疑的不同见解，大家还是应该宽容对待，而不要以简单的对错两分法遽下断言。

　　在笔者看来，虽然不能一棍子将梁山好汉打死，但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从《水浒传》所描述的情景看，梁山上聚的相当一部分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偷抢坑蒙的地痞无赖和欺行霸市的恶霸混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恐怕称不上什么英雄。像李逵，使起性子来，不管好坏，见人就杀，如在劫法场时，他便只往人多处杀，也不管是官兵还是百姓。武松也是，在血溅鸳鸯楼那一回中，将官府中的不管是无产阶级的奴仆还是剥削阶级的官僚都给一齐杀了。至于孙二娘之流，更是开黑店害人性命卖人肉包子的主。可见，封建社会只要兄弟间够义气，有一身好本事或结交了一帮有本事的人，都可称作好汉。

　　问题是，这是以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标准去评价古代的英雄好汉——李白可以是古惑仔，那么梁山泊就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李逵则是黑帮电影多有展示的老大(宋江)身边忠心耿耿、出面干脏活的头号打手？

　　用现代的观点去审视任何一部古典文学名著都可以提出许多批判，这并不奇怪，因为现代人不是古人。但这却与应有的“理解之同情”的切入角度相悖离：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更不能用现代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去衡量。其实，《水浒传》的意义不是在于他们是不是好汉，而是在于作者对数十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等方面的刻画及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描述。

　　这样性质类似“关公战秦琼”的闹剧，在上个世纪对水浒传的评论中曾经上演过多次：《水浒传的社会思想研究》一文，分析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革命的政纲政策和坚强的政党领导。以一般的历史的政治的分析取代了对《水浒传》这一独特的艺术作品的分析，庸俗社会学“审视”文学现象的倾向显露无遗。这种僵化的批评方法的最高潮，自然是以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为基调、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论《水浒传》的“定性” 。水浒在那个动荡年代，俨然成为无产阶级的教科书——小说而已，好看即可，为什么要上升到“阶级高度”呢？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周教授强调英雄好汉的标准看似在苛求古人，只不过是为“少不读水浒”再添加一个理由罢了：《水浒传》说的都是梁山好汉间的草莽义气，而年轻人对“义气”的实质认识太过朦胧，很可能把它理解为打打杀杀、意气用事。都冠以好汉的称号，很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误导。归根结底，假如像歌词中所说“该出手时就出手”，那社会秩序不就乱套了？

　　这种“怕年轻人学坏”的出发点当然很好，但笔者以为，既然已经上升到了“文学的现代性”，那么社会舆论导向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不妨再彻底一点。

　　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在反驳周教授的观点时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梁山泊毕竟是反抗以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劫富就足以说明他们斗争的倾向性，斗争的性质了”。俗话说“谈古论今”，笔者由此想起了前年驾驶抢来的出租车、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狂冲猛撞的艾绪强，他在庭审时如是交待作案动机：“王府井是富人购物、旅游天堂。我对这些富人很不满，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穷人无法生存，我只能选择在那里与富人同归于尽。”而这样的杀人狂魔竟然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甚至喝彩，指其只是被“逼上梁山”。极端仇富者发出的“宣战令”，背后所凸现的，是施政者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贫富鸿沟进一步扩大的迫切性。否则现在虽然已经不是梁山好汉出手、打土豪分田地、阶级斗争时时抓的年代，但穷人一旦失去对生活的希望破罐子破摔，《水浒传》“诲淫诲盗”的功能就会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