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也谈石康为什么不罢工

　　作者：熊培云

　　《奋斗》编剧石康最近在自己的博客上大倒苦水，认为国内编剧的价值被低估了。就《奋斗》而言，“相当于区区北京三环内一处小豪宅而已……还抵不上一个流行美剧主演一集电视剧的收入。”

　　就此，有朋友撰文《牢骚满腹，编剧石康为何不罢工》，与此相关的背景是美国编剧协会(WGA)正式罢工。

　　同样是编剧，“石康为什么不罢工？”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不过，在关注石康之前，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群猴子：这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主人隔几天就抓走一只杀掉。所以，每当主人来抓取猴子时，猴子们都很紧张。由于害怕引起主人的注意而被主人抓走，所以每只猴子都不敢有异乎寻常的举动。一旦发现主人盯上其中一只猴子时，其它猴子就眼巴巴地盼着主人赶快决定。当那只被选中的猴子拼命反抗时，其余的猴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观看，暗自庆幸即将逃过一劫而不是一起冲出牢笼——猴子们就这样被一只只宰杀掉了。

　　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假如猴子能群起而攻之，它们有可能逃掉。然而实际情形是它们都不确定其余猴子是否会参与进来，害怕自己的反抗会引起主人注意而被选中然后宰杀。显然，这里关键仍在于信息不对称。

　　不要以为这种蠢事只发生在猴子身上，人类世界类似悲剧并不罕见。关于这一点，马丁尼莫勒牧师的那段“最后已经无人为我说话”的慨叹已为我们做了最好见证。极端的年代人们如何变得手无缚鸡之力？先是掌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取缔权力以外的一切组织，继而通过“重建道德”使社会彻底失去底线伦理，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相信反抗就是白白送死，牺牲也无报偿，最后终于放弃博弈——而社会由此彻底分崩离析，就像猴子一样被装进笼子里，表面上抱作一窝，作紧密团结状，实际上却是一盘散沙。

　　当法律失灵、组织缺位时，道德或许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倘若不能够通过法律和组织建立“底线”或“共识”，最后不得不冀望于道德来动员并协调社会成员在信息方面的沟通。共同底线可以打破“囚徒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流氓在大街上强奸妇女可能引来的只是围观，因为围观者像上面的猴子一样谁也不想先吃亏，谁也信不过别人；然而，如果流氓是跑到大学课堂上强奸女生，班上的男生却会集体行动，一起挺身而出。

　　回过头说石康的“罢工困境”。如果我们将中国编剧们的“低薪”状态比作是这样一只笼子，就不难发现，聪明如石康者，尽管他牢骚满腹，其实也不过是只孤独的猴子。像《盲井》里的小煤窑老板所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好编剧难找，然而编剧有的是。所以，即使石康所谓的“低薪”是真实的，石康不做编剧，其他人自然会顶上。

　　如何让编剧的价值不被低估？在此，且不谈法律对创作者保护如何。显而易见的是，与国外同行相比，石康无法获得像美国版权协会那样的组织提供专业性维权，通过减少内部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提高成员整体的博弈能力。所以，当美国编剧协会可以通过罢工与电影电视制作人联盟展开谈判，要求增加编剧收益分成时，石康只能在网络上抱怨编剧“报酬低”，像有些职员一样“晒工资”，不但没有维权组织为其撑腰，甚至在业内人士也是应者寥寥。

　　如果说组织缺位意味着少了传递信息的协调者，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无人响应更表明道德共同体的缺失。当然，组织与道德也是同舟共济。没有专业机构来维护权利、协调底线，当人们只能散兵游勇地搏斗与权衡，却又耗不起这时代的挫折，便只好承认“时间有时比权利还更重要”，继续打自己的游戏去了。

　　如福柯在《规诫与惩罚》一书中所揭露，正是信息不对称使全景监狱里权力机器得以运转，使社会不平等得以维持。如果我们承认信息即权力，也是权利，就不难理解，在中国社会努力追求权利成长的今天，最重要的还是让各权利群体能够知道其进行集体博弈时的积极底线在哪里，让代表公意的不被践踏的法律、共同的底线伦理，以及可以自组织维权的公民，成为中国社会权利生长与进步的法则。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