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锋：丈夫拒签悲剧中的信任危机

　　作者：徐锋

　　在北京打工的肖志军，在怀孕的妻子生命垂危之际，仍拒绝签字同意剖腹产，医生、病友、民警再三劝说均无济于事，拖延3个小时后，最终母子双亡。

　　这是一个罕见的悲剧。人们在为两条无辜生命的凋零伤感叹息之余，将愤怒的矛头转向了相关的人、机构和制度。确实，这三个因素都与两条人命直接相关——如果肖志军不那么"偏执"而是同意签字；如果"家属不签字不能做手术"的制度在极端紧急情况下能够变通；或者卫生局和医院出于对生命的最高敬畏毅然实施剖腹产——两条人命很可能就能被挽回……

　　然而死亡没有假设。面对悲剧，人们有理由痛恨肖志军的偏执、愚昧，他理应成为导致妻儿死亡的直接责任人，受到情感和法律的双重惩罚。人们也有理由谴责现行的医疗制度，因为它居然留下这么明显的"盲区"和漏洞，在生命必须得到紧急救治时，医生却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但人们似乎无法苛责

　　而究其根源，我们更应该拷问的是：在"故意杀人"的指责还只能停留于猜测之际，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外来务工人员肖志军在面对医生的劝告时，何以会表现出常人难以理解的偏执？

　　医院副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提示——他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患者家属对医院的极度不信任"。当然，他们提到的"不信任"更多只是针对医学技术而言，但其中包含的更沉重的意味则是：作为一个底层公民，肖志军对医院的诚实、良心和道德，已缺乏基本的信任。

　　这并非妄言。在肖志军的极端举动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医院的普遍不信任心理。这些年，从各地陆续发生的"天价医药费"事件，到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事件，再到治病过程中随处可见的"霸王条款"，直至半公开的"小病大看"、"无病乱看"现象，医院作为一个盈利性的"市场主体"，在公众中的形象早已离昔日妙手仁心的白衣天使形象渐行渐远。伴随着这种公众形象的滑坡，在人们心中，医者不再是"父母心"，医嘱也不再是必须言听计从的最高指示——处于信息不对称和绝对弱势中的患者，被迫学会用"消费者"的精明和洞悉力来提防医生，从进医院的那天起，就以敌对的立场来怀疑诊断结果、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于，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医闹"这些年竟然逐渐演变成了患者家属"

　　而另一方面，由于患者信任感缺失、医疗纠纷激增，医院也越来越小心谨慎，对患者缺乏信任，处处留心"免责"，不签"生死状"就绝不动手术。进而形成医患之间越来越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也许正是在这种语境的熏陶下，在"不上当"观念的驱使下，出于省钱的目的，肖志军这个困顿无助的打工者作出了偏执而愚昧的决定。以至于我们可以断言，没有肖志军，也必定会出现"刘志军"、"赵志军"或"孙志军"(事实上，患者家属拒签"生死状"的现象时有发生)。极端个案是触目惊心的，但也是警醒人心的。肖志军事件中，我们需要检讨的绝非仅仅是"签字制度"这样的"补漏"问题，而应着手于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公共信任感的重建。而这，无疑是一个更艰巨和庞杂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