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拒签致死考验社会的制度理性

　　作者：曹林

　　舆论总是很功利和薄情的,当时激起再多关注的事,几天后就慢慢淡出公众视野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舆论很快就追逐其他热点了,轰动一时的北京“拒签致死”事件就是如此,如今已少有人关注了。作为一个在此事件上发言的深度参与者,很想就此事件引起的舆论交锋再说几句。

　　从追问医疗费过高到谴责官僚主义杀人,从批判签字制度到反思医患信任危机,当时舆论对此事件的反思有脱离现实无限发挥的倾向,笔者撰文认为“不要过度阐释这个特例”:不要对一个个案进行无限发挥和上纲上线的批判,不能为一个特殊而丢掉制度理性,应置身于当时具体情境推己及人地考虑具体问题(见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后来熊培云、杨耕身、童大焕三位先生分别撰文提出了不同观点(分别见11月30日《潇湘晨报》《现代快报》和12月4日《山西晚报》)。

　　熊君认为“越是特例越要阐释”。我想熊君可能误读了我的意思,我从未说过“对特例不能进行阐释”,只是说“不必过度阐释”。什么叫过度阐释,就是脱离本真的现实和逻辑关系而生搬硬套意义、无限借题发挥、漫无边际联想的阐释。比如盛赞

湖南卫视的超女节目代表着中国民主社会的开放前景,这就是过度阐释;把一场猴戏说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奇葩”,就属于过度阐释,显然,拒签致死事件中存在许多类似的过度阐释。杨君将我的意思解读为“让人闭嘴”,这也是我不能接受的,阐释当然必要,但那种情感胜过理智的矫情阐释,对解决问题毫无助益而只能添乱。童君称“每一个危重病人都有可能是特例”,这话听起来很动听,但否认了特例与一般案例的客观区别,那就没法交流了。

　　我理解三位在这起悲剧中的悲悯情怀,不仅三位在悲悯,面对两条本可能救治的生命在一群医生的围观中死在医院中,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生出无限同情之感,笔者也在一次次阅读那3小时的失败救命经过时眼里饱含泪水、心里充满怒火———但同情归同情,对悲剧进行归咎时,就必须在一个公正旁观者的角色中保持公共理性。不像熊君和杨君所言,我“反对过度阐释”就是拒绝反思制度,不是这样的。要反思制度问题,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我坚持认为:情感不能支配理性,反思制度时必须尊重制度理性。在我看来,制度理性起码有以下三层意思。

　　其一是,一种制度中每个人的责任都应是有限的,这是由有限权力决定的。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所以我们都认同每一种权力必须有限。权责对应,权力有限,责任也应当有限,不能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果你期待某个人对某事负无限责任的话,你必须赋予其无限权力。在家属、病人和医院三者关系中,家属或病人愿意赋予医院对病人身体的无限权力吗?我想没有人会愿意,既然如此,就无法在病人生命上苛求医院的无限责任。家属签字制度,就是一种在家属、病人和医院三者间分配权利、责任和风险的合约安排,家属和病人必须承担一定风险和责任。是的,医院虽然有救治病人的道义责任,但从法律和制度上看,缺乏无限权力的他们,无法对病人尽无限责任。

　　制度理性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前瞻、穷尽地考虑到现实可能出现的复杂冲突。制度可能无法达致最完美的结果,只能保障最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最坏的结果”,这也就是时评家们常讲的“次优效应”。制度中的每一个定义都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例外就可以推翻它,但你又不得不需要制度确定的定义,因为只有确定的定义才能给人以稳定的权利和利益预期。接受了制度的优点,很多时候不得不接受“必要的制度刚性”可能包含的例外伤害。阅读新闻和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境,“拒签致死”事件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制度刚性。

　　有人会说,既然出现了这种例外,就必须想办法去弥补制度啊———从逻辑上看很对,但制度又不是可以无限完善的。为了修补一个特例中显现的制度弊病,可能会在破坏权利和责任均衡中导致更大的制度弊病,这是制度理性的第三层意思。放低“紧急情况”的条件限制,就可能导致医生滥用紧急情况时的手术决定权;修改既有的签字制度,就可能导致以后无穷无尽的医疗纠纷。既有

医疗体制设置了一个个制度对医者和患者的权利进行分配,这种分配不是单纯由哪一方决定的,而是现代医疗文明发展数百年来,医患共同博弈自生自发的结果,不是能随便增设权利或改变权利配置格局的。动辄修改制度、动辄向制度动刀子的思维是轻率的。表达悲悯的情怀,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都并非难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评论者,则应该理智地思考问题,具备起码的制度理性,不能让情感主宰自己。(作者曹林，系新锐青年评论作者，现为《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