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世界的坎，中国的坡

　　吴建民

　　北京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中国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型，社会出现大辩论，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思想家，其有些思想至今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第二次是鸦片战争之后，封建社会要走向解体，中国向何处去——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回答诞生了很多革命家、思想家，没有这些人的出现，中国的进步不可能这样快。

　　如果说中国现在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时期，那我觉得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亚于前两次。这一次的特点是，中国社会的变动是最深刻的，而且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和外国大互动。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只不过28万人，但2006年一年就达到了3450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中国文化波及世界，当然世界的文化也会影响中国。

　　基于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我认为“第三次百家争鸣”这个提法并不为过。而且前两次的影响局限于中国，这一次则是影响全世界。欧洲、美国有那么多人赶着去学汉语，“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显学”。21世纪，既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大批地来到中国的世纪。

　　世界在一个坎上

　　人总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观察世界。2006年10月，基辛格来北京。他说，世界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这是一股大潮流，并认为中国是导致重心转移的重要因素。我问他这股潮流处在初期、中期还是后期？他说还是初期。我对他说，你讲中国崛起，但是我觉得正在崛起的不仅是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当然亚洲是主体。基辛格同意这个看法。作为一位国际战略家，基辛格说世界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2006年11月，我到美国去参加中美日三方对话。这个对话是美国人发起的，第一次是2005年7月份在北京开的。当时有人认为中日关系紧张，是美国人在后面挑拨，其实天下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非黑即白。结果美国人倡议搞一个二轨对话(Track Two)，即有官方背景的学术界对话，来缓解紧张。这次当东道主的美国人很重视，出来一批重要人士参加对话，重点却是伊拉克。美国人讲来讲去都是伊拉克，感觉美国人的注意力完全被伊拉克问题吸引住了。他们跟我讲，“在华盛顿，压倒一切的问题是伊拉克。”

　　接着是2007年3月，我去布鲁塞尔参加“三边委员会”会议。“三边委员会”是上个世纪70年代由美国人发起的协调机构，三边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后来随着亚洲的崛起，慢慢就把亚洲国家吸纳进去，包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后来中国也被邀请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一位欧洲政要讲了一番话，我听了很震惊。他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度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全世界都适用，但是，他在访问了一些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后，认识到，西方的价值观不是普世的。这个话很厉害。想当初，冷战之后西方人那样欣喜若狂，认为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以为全世界都得俯首帖耳。现在欧洲人自己出来检讨了。

　　在此之前，1月24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我在现场听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演讲。她说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上时兴了两个世纪，现在结束了。默克尔出来讲这番话，心情并不是愉悦或高兴的，但说的是事实。她说，现在世界上出现了新的角色，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过去他们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旁观者，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主要的参与者。而就在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参加了一场专门讨论中国的会议，那个议题是我这个搞了多年外交工作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What kind of the world does China want?——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议题不简单，多少年来，什么时候问过中国人，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曾经是被宰割的对象。现在来问，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世界大变化的反应。

　　2007年6月份，我到美国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21世纪的世界如何治理。会上听到索拉纳等一些著名人士的讲话，他们认为，既然这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那就让一些新兴崛起国家享有更多的权力。这个话也令我非常惊讶，谁都知道权力是最重要的，现在西方人提出来，要分享权力，这个话不大容易说出口的。我就问美国人，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的话，你们想分享什么权力？美国人回答说有两条，第一个权力是撰写游戏规则的权力。其实，最大的权力就是定规则的权力。美国人说，过去这个权力主要在美国人手里，欧洲人有点份，今后中国人可以参与。我又问他，第二个权力要什么？答：第二个权力是跟其他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很多资源中国都有正当权利来获取，能源，原材料等等。

　　这些事情的出现，我搞了那么多年外交工作还是头一回听说。西方什么时候跟中国分享过权力，分你中国的权力还差不多，世界的权力跟你分享？世界的权力不是想分就分的。但是，今天西方人竟然提出要跟中国分享权力！我心中就逐渐形成了世界局势走到一个坎上的看法。

　　四股力量革新促变

　　目前，我认为有四股力量推动世界变化。首先，是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尽管全球都在讲中国崛起，实际上在崛起的不单是中国，印度、东盟、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都在迅速崛起。我到非洲的摩洛哥去访问，得知那里的经济年增长率为7%，不可小看。那些大臣，都是西方高等学府出来，讲话、介绍情况头头是道。把这些国家人口加起来有33亿！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崛起？工业革命，欧洲国家起来的时候，占世界人口不到10%。经过20世纪的准备，今天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崛起这股大潮，我认为这是改变21世纪世界面貌的一股巨大力量。这股改变世界的大潮的兴起是件好事，意味着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渐渐好起来。当然，也会带来众多的问题。因此我主张，中国人自己不要老讲中国崛起，枪打出头鸟，何必把自己那么突出呢？我们要看到这一股大潮，把自己当作大潮的一部分，这是有好处的。

　　其次是全球化在持续、深入地推进。

　　2007年2月27日，上海股市下跌，同一天，全球股市下跌，这个事情在30年前不可能发生，我们没有股市，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在5年前也不可能，5年前中国的经济分量还不够。2002年，中国人均GDP 突破1000美元，2006年突破2000美元，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什么时候13亿人的国家4年人均GDP翻一番？没有。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由于我们的方针正确，同时也得益于全球化。全球化在往前走，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

　　再次，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峻。譬如说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流行疾病、跨国犯罪等，单靠一国之力量已经没有办法解决。

　　1750年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世界人口只有6亿多一点，现在66亿；1750年的时候，人类的生活是比较简朴的，产生的废弃物比较少，对环境的破坏也较少，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相当于1750年的10倍。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说，现在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是1750年的100倍。而且，世界人口还在上升，2050年的时候会不会有90亿？这么严峻的挑战怎么办？2007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跑来采访我，我说，这个问题能够把全世界团结起来。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能把大家联合在一起。

　　伊拉克战争也是一个因素。

　　一个超级大国打一个2300万人口的小国，打了这么些年，什么结果？战争那么快胜利，但美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陷在里面了，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麻烦。过去战争，一个大国打一个小国，打了就打了。今天则不同了，一个超级大国打一个小国，尚且如此，将来大国之间还能打仗吗？发动战争的难度已经大大加大了。过去，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有一个观念：战争的威力是无限的，很多事情解决不了，战争就解决了。今天的时代不是这样了，打完之后怎么样？没完没了。美国人讲，9·11的时候，基地组织有7500人，现在是7.5万人，越打越多。伊拉克战争，有一天美国人撤走了也没完，不像越南战争，撤走了战争就完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可能是21世纪突出的特征之一。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两大失衡：第一，海湾地区失衡。伊拉克、伊朗是海湾地区生产石油的地方，以前靠伊拉克来制衡伊朗，靠伊朗来制衡伊拉克。现在美国人把伊拉克打垮了，海湾地区失衡。伊朗人私下里兴高采烈地说，美国人帮了他们大忙，这是天上掉馅饼！平衡一旦打破，要恢复，相当困难。第二，伊斯兰世界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失衡。伊拉克是什叶派居多数，但萨达姆是逊尼派，现在萨达姆打倒了，什叶派突起，两个教派的平衡被打破。伊斯兰教教派之间的仇杀非常激烈，失衡之后造成的问题和危险并不是短期就能够解决的。

　　伊拉克战争导致的这两大失衡意味着中东地区可能会持续动荡，美国的难题增多，以后再搞单边主义难度加大了。

　　四股力量推动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说，全球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2007年夏天我去夏威夷开会，路过日本的时候，一位日本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到机场来看我。他说，目前东亚13国GDP在全球中占25%，到2020年将占40%。2020年距离2007年只有13年。种种迹象和言论都在说明，全球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世界在一个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