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

　　二

　　从晚清到民国，政界、军界、文艺界的湘籍巨子普遍重视品德修养，胸襟开阔，器识弘远，为人行事光明磊落。比如两江总督陶澍就从不乱来，他在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任上时，深感官场腐败，看出“子民”与“父母官”之间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虎狼也”(《陶文毅公年谱》)，他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但由于贪官污吏十分奸猾，彼此勾结，慎为掩护，不易彻查，体制上的漏洞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堵住，陶澍治来治去，功效甚微，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撰写一副自警联高挂于府堂之北：“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决意做宦海清流，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自洁精神在起缓释作用。

　　又比如“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他一生勤政好学，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无人能出其右，他终生以“血诚”二字待人处事，训弟教子，且主张持家勤俭，亲为家中妇女制订功课单，以使她们免于骄惰。又比如湘军大帅左宗棠，他自比为黄牛，乐于负重行远，年近古稀，他仍然统领湖湘子弟远赴天山之北，平定叛乱，收复疆土，他不顾高龄，坚持住在军营，与士卒同甘共苦。后来，他的大儿子左孝威去塞北省亲，随父亲入住军帐，受寒致疾，回家后一病不起。又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危急关头，他义薄云天，誓为变法而流血，却敦促梁启超赶紧逃出魔爪，他那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话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由衷说出的。又比如民国元勋黄兴，他不争名位，延陵高揖，曾对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无疑需要极大的雅量。又比如民国大将蔡锷，他不仅主张“军人不党主义”(即军人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政党)，还特别关心民瘼，他任云南都督时，云、贵两省的商贾感戴其恩德，大家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尊高大威武的铜像。蔡锷敬领大家的好意，却用这笔款子赈恤两省的饥民。事后，他对大家说：“君等铸我像，享受荣名，在百年千年之后，若辈哀鸿，食此涓滴之赐，当可活命无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这才是足以垂范千古的伟人之仁。正由于这些湘籍的雄奇之士品德高尚，湘人才能在近代史上唱主角，执牛耳，充当火车头。

　　三

　　“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先生这一毫不含糊的观点长期不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认同，但证诸古今，如合符节，很少有什么例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伟人是一面极为清晰的镜子，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一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进步与反动。

　　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富强发达，渴望成为东方的醒狮和飞龙，由来久矣。然而，怎样才能使中国猛醒和腾飞？从何处方可获知那句“芝麻开门”的秘咒？百余年来，湖湘英杰一直为这个想法生死以之。自晚清洋务运动以迄于今，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历史提供了太多太多血泪相和的教训，这是后人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前车之鉴。

　　知人而论世，论世而知人，谈何容易！本书共收入26位湖湘英杰，他们既是本书的骨架，也是本书的血肉和筋脉。我要特别声明，在本书中，地域概念其实无关紧要。尽管那些高蹈远翥的一代天骄与湖南这方热土息息相关，但他们并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在中国大擂台上，他们都是重量级的角色。

　　中国近、现代史“放湖南人出一头地”，使三湘人才喷薄激涌的景象蔚为壮观，这一放便放出许多的轰轰烈烈，放出无数的可歌可泣。孙中山曾在诔词中称道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湖南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第一人。魏源是中国早期洋务派中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人，郭嵩焘是中国外交界中仗节出使欧洲的第一人，谭嗣同是中国维新派中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以极大的肺活量唱出了湖南人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可不是只图悦耳的花腔，而是湖南人打从火辣血性里吼出的一嗓子。我在本书中所抓的全是典型，这些超级“钻石”光芒耀眼，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

　　(《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王开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