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汉语拼音是哪种软实力

　　作者：王龙

　　“软实力”是近年来中国人咀嚼颇多的一个舶来词，按照发明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军事力量等组成的“硬实力”， 也包括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为主的文化感召力的“软实力”。所以，“软实力”一度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也是今天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热门词汇之一。比如近期有消息说，在中国《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之际，一些媒体称，推广汉语拼音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同时有报章说，规范使用汉语拼音，做好每一个细节，将为奥运增添人文魅力。

　　毫无疑问，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功不可没的举措，为中国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涉及到手机短信、商品包装、信息处理和文化交流等诸多层次，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离不开汉语拼音。但是，作为语言的一种辅助工具，尽管广泛应用于更多社会领域，将之提升到“软实力”的高度去解读，似乎还是让人觉得有点牵强。

　　严格地说，从明末时期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拉丁文字母标译汉文字，到谭嗣同等人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又到张之洞等人以“各国语言皆归一致”为由，统一“天下”语言。汉语拼音方案先后出现过40余种，有案可查的各种音标就多达24种，其中《京音谱》、《宁音谱》、《吴音谱》、《闽广谱》等版本流传甚广。直到1892年卢戆章设计出第一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1958年中国采用世界上通行的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期间历经了几代人的努力，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代价。

　　有人认为，汉语拼音是吸收借鉴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创新的一次科学尝试。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只是中国产生汉语拼音的过程并不像说的那样轻松，直接原因包含着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据中国现代思想家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甲午惨败，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普及教育，即有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由此可见，汉语拼音从开始就附着了“软实力”的意图。

　　然而，钱玄同所谓的“普及教育”已经成为历史，如今使用汉字的中国人再也不是稀缺的技能人才，虽然其中不乏汉语拼音发挥的“文化桥梁”作用，但它毕竟不过是人们掌握使用汉字的工具，与英语的音标没有本质区别。因此，过分强调它在国际交流中的意义，乃至片面夸大其政治功能，就不可避免地使文化粗鄙化。说到底，语言的工具也只是工具而已，萨马兰奇念出“Beijing”那是有关规定使他无从选择，道理等同于把中国人把“Juan Antonio Samaranch”称为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本质上和汉语拼音没有多少关系。从这个角度说，不论汉语拼音受中国的意识形态多少影响，与“软实力”概念也不能互相取代。比较有说服力的就是包括新加坡、港澳台等一些使用汉语的国家和地区，他们虽然没有采用汉语拼音的方案，其“软实力”却并被人小看。

　　就中国人而言，把文化感召力和意识形态的亲和力阐释为“软实力”，无疑有挟洋自重之嫌。仅从词义上看，和老子表述的“至柔至坚”、孟子提倡的“王道”、孙子强调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就如出一辙。更何况，自古称雄于世的国家都是综合实力强大，历史上像蒙古帝国那样穷兵黩武的国家少之又少。而现实也表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首先不是什么实力问题，而在于其有效性、丰富性和深刻性。广义上说，一种文化的品质表现在能不能帮助接受它的人提高生活质量和扩展精神视野，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吸纳能力、发展能力和应变能力等。只有具备了这些前提，再上升到“软实力”才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