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中国改革应摆脱西式套话

　　作者：相蓝欣

　　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西式套话更加到位

　　30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将"发展是硬道理"做西化的、机械论的解释。其实，将"经济发展"的指数，特别是以西方发明的GDP为衡量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看成是政府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任务，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到一个世纪里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此之前，至少到凯恩斯经济学为止，经济活动总是被认为与社会安定和道德伦理不可分离的。指标本身不可能带来社会和谐和公正，不可能自动防止国内动荡。因此，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还在于国民财富如何再分配，并通过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再度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发展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西式套话，诸如现代化、进步、中心、转型，建设、文明等更加到位。众所周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软肋是财富分配不公平引起的社会动荡，而社会不安定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一个着眼点就是如何应付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的西式发展观本身就有历史局限。在20世纪的下半叶，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证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战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用"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模式来告诫发展中国家，但东亚并没有按照西化的思路走。西方经济学家要求东亚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东亚则直接进入"出口推动"的发展轨道；西方专家强调民主和法治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在所谓的集权体制里进行的；发展经济学以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却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顽强地捍卫传统文化。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没有被人家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今后更应突破这样的框框。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

　　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也是关键。在某些人看来，"民主"本身并不是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其实这个观点连西方人都已经不敢认同。冷战之后，西方政治科学日渐式微，原因是同政治实践并不相符。"程序民主"未必就是实质的民主。即使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欧洲模式同美国模式的分野。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改革能否成功，成果能否持续，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传统主流文化资源的阐发和利用，这就首先要打破普世主义原则。

　　中国的改革需要有中国的特色。"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就远远不如"用人"改革。对党内干部如何进行监控，党外干部能否进入核心部门为外交和国家安全做贡献，各决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如何明确规定？潜规则如何破除，决策透明度应当多大？总之，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实在是很多。人们一谈改革就喜谈"制度建设"，其实中国从上到下，"制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是明制度太少，暗制度太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之。

　　实际上，如果从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源头上进行探索，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进一步改革的很多答案。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传统的六部九卿制用人极少，但职权分明，效率很高。都道府县的实缺官位十分有限，但责任重大，必须以身家性命担保。在盛唐时期，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务、经济、邦交和礼仪往往只有数千士大夫官员即可正常运转。荀子有言，"士大夫众则国贫"，我们现在的官员体制，虽不能算"十羊九牧"，但也相去不远。传统制度难道一无可取之处吗？再比如说，传统的监察、考绩和反腐败机制未必没有成效，士大夫不得在本乡为官，就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大家都承认，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国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美国的权力制约机制、西方的舆论监督机制等等，都有可以借鉴之处，但为何中国吏治和廉政传统却被主流学人以"伪命题"一言以蔽之呢？更多精彩内容阅读登录环球网（www.huanq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