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从国家脆弱性看中美日未来

　　作者：王缉思

　　●主张以美日同盟为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的主轴，促使中国融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地区安排，这种观点可能成为美国政府中的主流

　　●以可持续发展为例，日本在三国中走在前面，美国与日本有较大差距，而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和美国，这一趋势在未来十年中可能继续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

　　●中国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国内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方面超过日本和美国遇到的挑战

　　三国未来可能的互动关系

　　战略家和外交决策者往往是本能地按照权力均衡的思维方式，考察中日美三国在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上未来可能的互动关系，进而规划各自国家的未来战略。

　　按照汇率粗略计算，1990年时的中国、日本、美国的GDP总量之比为1:8:15；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为1:2:6。有人预测，中日美GDP之比在2016年将是1:0.7:2.2，中国将超过日本。这说明中国在实体经济的总量方面正在迅速接近日美两国。在美日之间，国力的天平将向美国方面倾斜。这样，在三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中国在上升，日本处于守势，美国则努力维持原状。这种趋势包含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对中国来说，除了国际上自信心的增强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扩大外，一个自我感觉更为强大的中国，容易克服“百年屈辱史”和冷战初期遭受遏制和孤立所遗留下来的那种过于敏感的弱国心态。中国无须通过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来解决自己的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中国也不会再期待通过接近日本来抗衡美国，或者接近美国来抗衡日本，而是在美日以外拓展游刃有余的广阔国际空间。

　　相当一部分日本政治精英，对于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增长，即使不明说是威胁，也是心怀很大疑虑的。日本巩固日美同盟、改善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安全关系、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同台湾进行秘而不宣的军事合作等等举动，虽不能说是完全针对中国的，但都同抵御中国影响扩大有关。更令人不安的是，日本国内已经有人公开讨论发展核武装的问题，对“台独”势力持同情态度的，在日本也大有人在。

　　在中日关系变数增加的背景之下，美国的态度就更加举足轻重了。在美国战略家和外交家中，在如何权衡对华、对日关系方面，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以前总统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为代表，虽同意继续维系美日同盟，但不希望它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二是以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思想库的保守派为代表，认为中国将成为对未来美国安全形成最大威胁的国家，主张以加强美日同盟为手段防范、牵制中国。第三种视角以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前助理国防部长坎贝尔等为代表，主张以美日同盟为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的主轴，促使中国融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地区安排。从当前发展趋势看，第三种观点可能成为政府中的主流。

　　历史证明，一项根据当时大国力量对比决定的战略预测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战略家们争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苏联的总体实力在世纪末之前是否会超过美国，几乎没有人预测到苏联十几年之后将不复存在！到了80年代末，国际战略家们的中心议题，转移到日本和西德为代表的西欧，何时同美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很少有人预测到，三者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差距反而在一些方面有所扩大。1989年后，西方联手制裁中国，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政治前途，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会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政治局面也相当稳定。

　　因此，在对中日美三国的实力对比进行前瞻性的分析时，学者应当留有充分余地，保持谨慎态度。首先，中日美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如所预期的那样发展变化，是受金融、生态、自然灾害以至国际安全危机等诸多变数影响的。过去十年中，亚洲金融危机、9/11危机、非典危机、印度洋海啸等等，都突如其来，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未来十年里也有可能出现人们从未预想过的巨大挑战，使中日美力量对比或三边关系发生剧烈变化。仅在地区安全方面，台海两岸关系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的发展趋势，即殊难预料。

　　　转换视角，关注发展的脆弱性

　　只要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关注涉及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脆弱性、国家软实力、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就可能得出中日美实力对比的一些不同结论。

　　以可持续发展为例，日本在三国中走在前面，美国与日本有较大差距，而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和美国，这一趋势在未来十年中可能继续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例如，日本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技术遥遥领先，特别是在太阳能发电、废水处理、环保与节能技术等方面，更是独树一帜，为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在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指标方面受到诸多指责。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经历着人口显著增长的工业化国家，其相对快速的人口增长、自然资源高消耗和环境污染情况组合起来，构成了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巨大冲击。相比于世界年人均消耗量，美国年人均能源消耗量高4倍多，年人均耗水量约高3倍，年人均制造垃圾量高2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4倍。一位美国专家指出：“美国已成为‘超大号’国家，人们生活方式中有着超大的食欲、住房欲、占地欲和资源消耗欲。……对地球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造成更严重冲击。” 美国非但没有在消费方式、污染和废物处理等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反而在政策层面上提供了一系列“坏榜样”，例如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在可持续发展多边国际合作中增添了障碍，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不满。在这些国内外压力面前，美国政策也必须进行调整。预料在未来的几年里，无论美国哪个政党控制国会和白宫，美国在环保和气候政策方面都会做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但是，中国生态环境所受到的破坏，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缺口，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十分严重的挑战。例如，中国污染物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0%、可比能耗比发达国家高10%；中国单部汽车油耗比日本高50%。环境污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健康和社会和谐造成的制约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个普遍引用的说法是，世界上20个空气最污浊的城市中的16个在中国。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被环境污染所吞噬。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资源能源“瓶颈”时期，承受着资源衰竭造成的风险；社会又进入了GDP人均1000-3000美元的矛盾多发期，承受着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发生的严重群体性事件和政府官员腐败案件，以及部分知识精英对政府的严厉批评，许多都同环境治理问题有关。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另外，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为此，中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节能减排压力。有些减排目标，即使经过十分艰巨的努力，仍然难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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