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美国不是中国唯一的榜样

　　作者：丁学良

　　对于后进国家来讲，如何向榜样学习，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容易被误导的事情

　　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就处于一个持续不断的“找榜样”的过程中。越是往前追溯，我们就越会发现，中国“找榜样”受到了历史、传统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它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榜样选好了，大家就照着这个榜样做事，实际上这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虽然当时选榜样的时候，用心往往是好的。

　　从中国最早决定要维新开始，就始终对于选什么样的榜样有着很沉重的负担。在这一点上，日本和中国非常不一样。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一样成为大文明的中心。从一开始启蒙的时候，日本就有很清楚的样板，就是当时的唐朝。选这个样板，日本一点也没有选错，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使日本不可能看到地球上的第二个文明中心，希腊和罗马。等到西风东渐的时候，英国海军不远万里跑到东亚来，一下子把清朝这个庞大的帝国打败了。对于日本来讲，它没有任何负担，重新选择样板也没有任何痛苦，所以马上就“脱亚入欧”，抛弃中国的老样板，学习西欧新样板。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给了美国，它又第三次选择了新的样板。日本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三次转变可以归功于它选对了样板，转变的时候也没有感情上的负担。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在被英国打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还有其他的样板。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才开始找样板，但中国找样板不像日本一样干净利落，从心理上抛不开历史负担，这也造成了中国往往不清楚应该向样板学什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试图以英国为样板。清朝末年，中国最早派往外国的公使郭嵩焘就是到英国。郭嵩焘曾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大意是，日本人也往英国派了很多学习的人，但和这些人比，我们派的人是学人家的“兵”，学人家的“兵”为什么强，而日本派的人是学人家的制度，比如国民教育、邮局、银行、交通，这些都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基本建设。他说“兵乃末也”，我们把本末搞颠倒了。工业文明是制度化的东西，比如税收、银行、国民教育，离开了这些，“兵”怎么能强大呢？但这些很好的建议，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这是中国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当时俾斯麦也曾评论说，日本到欧洲来学习的人都是问我们“怎么做”，但大清王朝派到欧洲来的人都是一家一家地买东西，买炮弹、买船，比较价格，看哪家更便宜。俾斯麦因此得出结论，仅仅从这一点看，人们就可以预知，再过几十年，日本将是亚洲的首强。可见，对于后进国家来讲，找什么样的榜样，如何向榜样学习，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容易被误导的事情。

　　我们不能把学习榜样这件大事变成单线思维，排他性的，如果这样，时间越长危害越大，就越得不偿失

　　中国转向学美国，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的。邓小平认为，要推行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不会有巨大的效果。这是非常英明的。邓小平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反对靠空洞理论吃饭，他看重实践，所以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黑猫白猫”。他之所以把对美国开放看作是中国对外开放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看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看到了美国当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值得一提：华人天生适合做市场经济，二战结束以后，所有和美国结盟的华人社会都发展起来了，比如新加坡、台湾、香港。因此，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从上到下都把美国看作主要的样板，我们对这个样板的积极作用必须承认。

　　但是，对美国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全方位地向美国学习。英文中有这样一个谚语：“好的最大的敌人是最好”，就是说不要走极端。在改革开放中，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中国若把学习的来源过多锁定在美国身上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美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30人左右，但在中国，把西部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撇开，东南沿海地区每平方公里是230人，这和美国没法比。更多精彩内容阅读登录环球网（www.huanq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