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复兴国学不仅意味着传承也意味着发展

　　作者：陈明(《原道》主编、新儒家代表)

　　国学，我看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广义的国学是相对西学而言，指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创造出来、积淀下来的学术、学问、学说；狭义的国学则是相对国族或国民而言，指民族文化的意义系统。王国维说学无中西古今或新旧，是指前者而言，张之洞(也许还可加上曾国藩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指后者而言。由于国学概念广狭二义之间有区别也有纠结，所以一直以来人们的相关言说使用都比较模糊。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是普遍主义者，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国学，进而从知识论出发贬抑排斥国学；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历史主义者，倾向于从狭义角度理解国学，进而维护推崇国学。

　　儒学是构成国学的核心

　　其实，王国维也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后者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样一个意义的系统如果也可以用学来称呼，其在西学的框架里应该是基督教或者神学。高旭《南社启》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这虽然出自晚清国粹派之口，但后面的理论逻辑与“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一样，可谓其来有自。如果这不难理解，那么，“欲兴其国，先兴其史”——关于中华民族之自我表述自我期许的宏大叙事，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成立、合理？约瑟夫·奈的“软力量”，可谓这一逻辑的反向注脚。

　　凝聚、建构进而发挥“软力量”实现目标，除开立足于传统，我们还能立足于什么？传统中抛开儒学，我们又还能寄望于什么？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显然是构成国学的核心。梁启超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牟宗三说得更准确：“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这不仅因为事实上我们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以圣贤的教诲范导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为这种影响虽然近代以降趋于式微，但却依然可说是绵绵若存，不绝如线。否则就不会有国学名号之提出及其意义之阐释，就不会有亨廷顿在其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冲突论的论述里仍将中国表述为儒教文明，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社会重获生机后被“五四”与“文革”一再打倒的儒学、国学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