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国学热动因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国学热”动因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水静流深。这后面的深刻动因或根据在于，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在经历一定发展阶段后，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或成熟——此前是在对富强的追寻中执着于“全盘西化”和“走俄国人的路”，现在“仓廪实而知礼义”，开始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一些所谓关乎生命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并且渐渐意识到答案的寻找必须另辟蹊径。具体说，民间的“读经”活动，是不满足于体制教育重知识轻人文的偏失，使年轻一代在有知识的同时，也知道怎么做人(在麦当劳、迪斯尼之外，也应该知道一点《三字经》、《弟子规》)，以维持身体、心智与精神的人格均衡；所谓大陆新儒家的振兴儒学、重建儒教等诉求，则是试图对后冷战、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尝试。这三者各有其出发点、目标以及资源依托和表现形式，但毫无疑问也存在共识和交集，属于同一个大的趋势。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它们与其他思想流派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值得期待的，因为那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生长的真正健康。

　　国学热在于陶冶文化意识文化认同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实却总是阴沉”。虽然不少人问询我关于儒学和国学的问题，但我真的感觉一切都十分的隔膜。我创办《原道》原本就是推动这样一种进程，但那是一种历史盲目力量的驱使。关于人大国学院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现在看来真是大山分娩生出耗子。一开始高调宣扬国学的“意识形态”品质——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文化乃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最后却是以敦煌学、文献学什么的狸猫换太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国学班或大师班，更属于搭顺风车消费国学——这些事不是不可以干，而是不适合这些重点名牌干，至少是不适合这些重点名牌用这样的方式现在干。它们应该有更大的责任、更高的追求。北大、人大、武大如此，遑论其余？相比之下还是民间社会的读经比较值得期待，传达着真实的信息，体现着真正的生命。国学热的目标不在于出什么国学大师，而在于陶冶模塑国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认同。而这仿佛春雨润物是不知不觉中发挥影响显示效果的。我甚至认为今年开始的传统节日法定公假化就应该划入这样的国学热潮之内——读圣贤书的中国人，就应该清明扫墓中秋团圆除夕守岁。伯林说，“人们称为迷信和偏见的东西只是风俗习惯的外壳，通过它可以显示证明一个民族漫长生活过程的荣枯盛衰；丢失了它们也就是失去了保护人们的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习惯，民族性记忆和忠诚的盾牌。”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习惯，民族性记忆和忠诚，不正是国学的内涵和精魂么？古人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里所谓大者，应该就是国学对于国人生活生命的这样一些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复兴国学，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必须超越敝帚自珍的阿Q心态，而把它视为深化自我理解拓展生活世界的实践和创造的活动和过程。它不仅意味着传承，同时也意味着发展。只有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澄澈的共识，广义狭义的国学及其复兴才是可谈的、值得谈的。譬如中医地位的岌岌可危，这固然是因为西医日新月异冲击巨大，但也与其自我更新不足，不能在人们的生活健康及其保障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有效作用有关。同样的问题，儒教、儒学以及汉服等问题上也程度不同的存在，我个人对此比较关注，并且不敢乐观。尽人事而俟天命，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