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发现普世性是中国文化振兴的关键

　　座谈嘉宾：

　　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兴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

　　王立新：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李大华：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

　　文化多元心态是推进国学的基础

　　“文化广场”：“国学热”是否意味着全面复兴国学？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的范围内，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何区分？

　　王兴国：穿汉服、诵经……争论它们有没有必要存在，毫无意义。人们爱穿什么穿什么，要诵经就诵经，不能一出现就加以反对，这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实践和观察，才能有所结论。

　　景海峰：当一个大的文化思潮来势汹涌的时候，都是泥沙俱下，不可能是一种纯净的状态；按照一种理想的或很高的严苛标准来衡量，其中一定会有许多令人生厌的“杂质”。从一开始对所谓“国学热”的看法，就不能用纯而又纯的标准来丈量。如果国学仅仅是在学者探讨的范围内，可以寻求一些最精粹的理念，用学术的标准，把一些错误的观念和不合适的方式剔除掉。但一旦它和社会生活层面结合起来、与各种世俗的活动(像商业)联系在一起，那日常生活的复杂样态就会反射、附加到它的头上来，不同的立场、欲望，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对国学提出诸多要求，展开各种奇奇怪怪的想像。

　　有人写文章说，一些重点大学在“国学热”的浪潮中没能扮演好恰当角色，过重小技末道，甚至在普及工作中将国学沦为了敛财手段。我认为这言过其实了，只看到了弘扬国学中的一些不完善处、甚至枝节，而无视其大的方面。我倒是觉得，国学复兴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建设工作，需要多方面力量的介入和多种途径的尝试，先得把人们对国学的关注调动起来，才能做进一步的提升工作，关键是要形成与社会现实文化良性互动的局面。就总体而言，国学现在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恢复元气的时期，所谓“一阳来复”而已。与三十年前的惨淡状况相比，国学的境遇好像是好多了，但仍然是处在起步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尽量多一点宽容，而少一些“酷评”，尤其不要用惟我独尊的姿态和口吻说话。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商榷、批评，但别一句话就否定掉。有些事情，这个阶段先不要急于下定论，从心态上要宽容一些，各种推助国学发展的尝试都应该鼓励，只要是善意的、积极的。在现时代，文化多元的心态，也是新的国学向前推进的重要基础之一。

　　中国文化里可能有普世价值

　　李大华：中国人现在对国学的兴趣已经和“五四”或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同，那个时候人们总是从批判的角度看国学，一谈到文化，总是说精华与糟粕。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关键问题，文化的价值毋须人预先告知它是好是坏，社会的认同本身就是一把尺子，人们有能力去鉴别它的好与坏。

　　现在的年轻人对国学有兴趣是好事，这个热才刚刚开始。一个国家要在什么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充分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有一个文化嫁接问题，有一个现代时髦的说法叫“智力支持”，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身的文化资源，完全接受西方的现代化也接受不好。西方的现代化本身是一种地域文化，他们的本土价值后来被放大了，具有普世性，我们怎么知道中国的文化有没有普世性呢？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化里有很多东西很可能是未来世界的普世价值，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发现。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能在文化的荒漠上建立，从文化规律上说，叫一阳来复。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采取了仿古的方式，好像是回到过去，其实不是回到过去，他只是把原来曾经被忽略的人的价值重新发现，意大利称人本主义兴起，中国叫国学的兴起。应该这么说，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中国文化热，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是“国学热”。中国的现代化也出现了好像复古的情形，其实内容已经很不同，民众在接受传统的东西的时候，已经经过现代生活方式的过滤。比如老师在给学生传授孔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是讲三从四德以及三纲，而是讲孔孟的人本主义、道德理性，我们已经自动选择了那些适合现代人生活的东西。

　　当然大众媒体在“国学热”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作用不可低估。央视的“百家讲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讲的国学问题，确实把很多人的胃口吊起来了。另外，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广泛传播也应该被纳为“国学热”的其中一个表征，很多年轻人是通过金庸的小说对国学产生了兴趣。这方面媒体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但媒体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过于商业化。宣讲者虽然吸引了眼球，但也要防止误导，现在的讲法让公众以为国学就是这个样子的，主讲人对国学的理解是最权威的。这些主讲人应该让公众明白，他们所讲的学问还很表面，他们只是借此把听众引入国学的门而已，也就是导读。如果听众要真正了解孔孟，了解老庄等等，还需要坐下来认真读书，或听深入的讲解。现在很多学生真的很关注国学，但他们用心很浮躁，国学一方面很热，一方面大家只知道皮毛。这个民族如果一直这样浮躁下去，也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