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正强：十问中华文化标志城

　　作者：冯正强

　　济宁要在曲阜、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上，花300亿造中华文化标志城，造城工作号称“百年工程”。

　　初看之下，为中华文化建立标志建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创意。但是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这无非又是某个人或者组织对自己的雄心壮志施展了乾坤大挪移的招式。让我们仔细拷问文章中的那些所谓的策划者们的言说到底泄露了什么？

　　一问：是传承文化，还是传承迷信？

　　当地政府的建城计划不是没有群众基础，看看当地百姓的反应，“为孔子造的，就要大力支持。”但是，这是经过理性思考之后的声音么？显然不是，因为，在村民看来，孔子呆过的地方就是风水宝地，九龙山的风水也好的很，所以这个建城计划好，能让孔圣人更好的保护后人。很明显，村民们对建城的计划缺少理性分析，对建城的动机停留在迷信层面，觉得化300亿建座城，就和建座龙王庙一样简单。但是，作为现代社会的民主政府，不仅不向村民宣传清楚建城的动机，反倒充分利用村民的愚昧盲从心理，这实在是需要批评的。

　　二问：中国文化有没有断裂？

　　在强调建城的关注点时，始作俑者高述群先生称，孔孟之道并不是与现代生活脱节的、无关的；中国文化能够延续几千年不衰竭就在于《周易》的哲学思想；其原点是阴阳，阴阳和谐构成人类社会和自然中的一切。这三点都有问题：

　　一是，孔孟之道是没有和我们的生活脱节，但并不能因此推出我们还必须坚持孔孟之道。原因很简单：传统有传统的惯性，但现实并不是静止的，新的生活经验不断的否定着旧的传统，这也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高先生的说法还是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

　　二是，中国文化是延续的几千年，香火旺盛，经久不绝。可是，近代中国的百年现代化的转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客观事实。高先生简单肯定前者，完全忽视或者否定后者，并不能体现出一个决策者应有的理性态度。

　　三是，《周易》固然是中国文化的原点，但是，并不能简单的将《周易》的哲学思想归结为阴阳和谐。如果说《周易》有哲学思想，那么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也不是和谐思想，而是阴阳相生相克的变化观念，和谐只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中国人在历史上无数紧要关头都能够绝处逢生，这种绝对变化的观念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三问：孔孟之道最大的贡献，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奴从？

　　高先生称，孔孟之道对我们的族群最大的贡献价值就在于，有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有序的和谐关系。

　　这是言说者的自说自话，还是对儒家历史的高度无知？抑或是辩证法的巧妙运用？孔孟之道，历经后世儒生不断充实、发展、改变，已经不能笼统的都将其归于孔孟门下了。不可否认孔孟之学对人与人之间仁爱谦让关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但孔孟后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已经把孔孟之道演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式的扼杀人性的学说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变成了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顺从关系。“以理杀人”、“礼教吃人”的思想在事实上就成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隐秘帮凶。认识不到这一点，甚至是有意掩盖、否认这一点，是对儒家思想的人为粉饰，是对客观事实的恶意抹杀。

　　四问：推翻儒学就等于推翻整个自然伦常？

　　高先生称，儒家学说从汉代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骨子里，即便在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推翻儒家学说就等于推翻整个自然伦常。

　　这是一个多么粗率的简单的论断！这一论断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融入了中国人的骨子里的儒家学说就是正确的合理的学说，就是需要坚持的真理。这完全是黑格尔“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观点的现代版本，可是却又完全忽视了黑格尔老先生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合理的即是存在的。”姑且不论儒家学说是通过什么渠道融入我们的骨子中的，就说儒家学说的合理性，总是有好有坏吧，有精华也有糟粕吧，怎么能一概而论呢？

　　二是，儒家学说与自然伦常是相一致的。这也是一种简单化表面化的认识。儒家学说对自然伦常的论述，固然有合理的一面，譬如孔子对诚信、和谐、交往的强调，都有可取之处，但是自然伦常是丰富的，多样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并不是永远都和思想、学说保持一致，更别提通过思想来扼杀人伦自然了。

　　三是，否定儒家学说就是否定自然伦常。承接上述说法，对儒家学说的否定，并不就是对自然伦常的否定，恰恰相反，也许正是对后者的肯定，或者，正是后者的新内容否定和充实了前者。

　　人的需要、欲望都是不断变化的，相对的对人的这种变化的需要、欲望进行反应和反思的思想、学说也应该不断进步才行，毕竟，是思想来源于现实，而不是思想决定现实。

　　五问：物化的手段就能唤醒国人对民族精神的重视和保护？

　　只要我们联想一下有多少历史文物、文化遗址都在经济发展的大势之下灰飞烟灭的现实，就不难看出这一点的荒谬之处。

　　再者，这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能不能把儒家精神就等同于我们的民族精神？估计这里应该是民族传统吧？

　　六问：不质疑儒家理念，我们就不迷茫了？

　　高先生说，从20世纪以来，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我们的国人，尤其是一部分知识精英开始迷惘，甚至对中国文化、儒家理念提出质疑。但是结果呢？引导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潮试了一批又一批，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这里的问题包括三点：

　　一是，我们的国人是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之后才开始迷茫的。但要记住，这种迷茫的落脚点却是在传统文化上。首先，这里不必加上一个“尤其”，面对西方现代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强势侵入，我们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都出于历史的漩涡之中，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迷茫要明确些，老百姓的迷茫只有自己知道罢了。其次，我们的迷茫不仅仅是针对西方文明的，更是针对自身传统的，对西方文明的感受刺激着我们对自己家底的重新掂量。

　　二是，我们的国人对中国文化、儒家理念的质疑是毫无结果的。这首先是出于前述的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迷信甚至迷恋的个人主观情结。其次，也是对那些现代新儒家人物对我们的传统儒学思想的推进和发展的无知。

　　三是，中国文化、儒家理念是能够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的。我觉得，儒家精神至少没有解决言说者自己的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孔夫子大加赞赏的“安贫乐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