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正强：到底是盖风景区，还是要建国学院

　　七问：西方哲学真的使人悲伤和疯狂，西方宗教真的导致了人们骨子里的焦虑？

　　高先生说，西方哲学使人悲伤和疯狂，西方宗教的个体存在性和差异性，导致了人们骨子里的焦虑。

　　真是难以想象，迷恋哲学，并从黑格尔读起的高先生，竟然对西方哲学做出了如此匪夷所思的论断！姑且不论是否遵行了儒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经典教义，单就这一论断来看，问题有三：

　　一是，对西方哲学的全貌认识不足。使人悲伤和疯狂的哲学顶多是现代西方某一哲学流派的影响，譬如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学说，但是，西方哲学的总体精神，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德国，都注重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思辨和批判精神，注重理性的生活，以致理性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词汇，注重理性的西方哲学怎么就使人悲伤和疯狂了？！

　　二是，对西方宗教的一无所知。我们不排除一些邪恶教派的存在，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宗教在西方人生活中的地位。基督教一直是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的唯一信仰，并且，基督教通过上帝的名义建立起一种具有人—神结构的个体意识的灵魂，其目的就在于形成人的个体性，差异性。追求人的自由，追求个性的张扬，这又有什么错？

　　三是，对西方时代疾病的主观臆断。说西方人(原文是人们，这里姑且限定一下)骨子里充满着焦虑，也是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明显无知。焦虑成为西方人的精神疾病，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兴起之后的事情，至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了。而焦虑的起源也不是哲学或者宗教的问题，而是西方科技理性发展到了开始奴役人的地步，在面对科技力量统驭一切领域的状况中，西方人面对人文精神的失落，精神家园的空虚，才开始重新思考人的意义，人的自由问题，由此焦虑成为了西方现代精神的一种典型症候。

　　八问：中国文化真的关乎全人类么？

　　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早在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巴黎时曾这样评价：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到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虽然西方趋之若鹜，但中国文化一直没有很好的传播途径到外面。高述群暗示，这个信仰文化问题，关乎全人类。”

　　问题有三：

　　其一，这个实例的说服力有待考证。西方人要到孔夫子那里寻找什么样的智慧？我想总不会是君臣夫子之道吧？

　　其二，用“趋之若鹜”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吧？再者，西方人“趋之若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不会全都是孔夫子的智慧吧，至少也包括圆明园的宝贝吧？

　　其三，我们自己都不信仰我们的传统了，还指望人家来信仰？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吧？

　　九问：我们的道德塑造了什么样的契约关系？

　　文章中说，儒家理论经过实践，维系了2000多年国人的社会关系和发展。道德塑造了一种契约关系，我们有一张“社会无形网”，靠文化基因代代传递，西方却需要更多的刚性法律来补充，因为他们没有中国哲学。那么是否需要一个契机，一个标志，向国人以及全世界，告诉他们，我们要把这个文化完整重拾，保护起来？

　　这段话的主要问题包括三点：

　　其一，我们的道德塑造的契约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契约本来是为保障平等交往而产生的，可是我们的道德塑造的是什么样的契约？只能说是关系吧，再通俗点说，就是人情债，我们的这张“社会无形网”实质上就是人情关系网，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智慧之所在。这点西方人当然学不到。

　　其二，西方的刚性法律与中国哲学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言说者将这两点联系起来，如同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真正让人不得不佩服言说者的智商了！

　　其三，即便需要，我们又能不能、如何能把我们的文化完整重拾，保护起来？文化就像一条河流，流过了就隐身了，完整重拾文化，如果可能，肯定能名扬四海！

　　十问：到底是盖风景区，还是要建国学院？

　　高先生称，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在盖风景区，里面也有关于建设国学院、研究所等等。

　　看来，既要建城，还要打着文化研究的幌子，真是让人感觉别扭得慌。即便城真的建好了，也很难想象我们对孔孟之学的研究就能够跟着上一层楼。如果真要研究国学，传承文化，不如就直接说要建孔子学院、儒商会馆等等。再说，现在国内对儒学研究的现状也未必好，不如把这300个亿设置为孔夫子研究基金，倒比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来得实在。

　　再者，要想通过这种文化标志城来向全中国、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也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一，城建的漂亮不等于文化就能在此开花结果，中国的大学里那么多漂亮的大楼，也没见到孔孟之学开出什么新鲜的果实来。第二，文化的传播不是像水流一样挖道渠就能流过去的，还要看流的是好水还是脏水，还要看人家需要什么样的水，人家需要的是纯净水，你总不能送上咱自家的井水吧？虽然你也可以说咱的井水如何的甘醇可口，安全卫生。

　　想建城就建吧，只是别以孔夫子的名义。

　　想赚钱就赚钱吧，只是别打着文化的幌子。

　　想说什么就说吧，只是别想当然的自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