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我们比20年前更需要柏杨

　　最新版《中国人史纲》跋的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访谈

　　杨青

　　提起柏杨，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丑陋的中国人》，好像这本书已经成了柏杨这个专有名词的一个固定后缀，而事实上也正是这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纸风行的作品让大家认识了柏杨，喜欢上他的痛快淋漓，直抒胸臆。时过境迁，2004年，此书再版，却仍然受到现代读者的喜爱，认为毫不过时。

　　柏杨在此书中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文化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比喻，由此让他多了一顶“酱缸之父“的帽子。人们往往因此将他作为“全盘”“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翻开他的《中国人史纲》，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断语有失偏颇。柏杨的痛切和犀利让人联想到鲁迅诊断出的国民性和劣根性，而他的痛贬和犀利指责的宗旨也是希图让中国人正视缺点，有勇气面对，从此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有尊严又尊重他人尊严的民族。痛贬之下深情犹在。

　　与很多学者一晃而过的影响力相比，柏杨的生命力格外长久，2006年内地先后有40余部柏杨的新作旧书出版，出版界因而有“柏杨年”的戏称。

　　柏杨昨日凌晨撒手西归。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最新版本跋的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听他讲柏杨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以及他们之间淡淡的交往。

　　《丑陋的中国人》与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传统遥相呼应

　　在雷颐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纸风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当时中国刚刚从十年漫长的文革动乱中觉醒过来。中国的种种不如意，种种纠葛促使人们开始探讨文革的起源，文革的影响。人们开始询问：当时大家为什么会心悦诚服那一套理论，而且能容忍它造成巨大的灾难，而且历时十年之久。

　　人们从否定文革开始，开始往深里细究，不知不觉就从传统文化开始挖掘，因为这场灾难肯定与中国的国民性有关系。当时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是这种反思的急先锋，他们急于补课，急于找出病根儿，急于从自己学的东西寻根究底。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引进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与那个年代的反思传统正好有一种呼应。而柏杨的学术功力比我们刚起步的学子要深厚得多，更何况他的背后有《中国人史纲》这部厚重的学术书作学理支持，所以很容易做到雅俗共赏，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学者文人，谁都知道柏杨讲过的“酱缸文化”。

　　雷颐说，我不记得《丑陋的中国人》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的了，但记得当时打的是“内部发行”的旗号，因为柏杨是台湾作者。可是没想到这本书一纸风行，发行量上百万。想想看，一本标明“内部发行”的书，发行量上百万，显然是个笑话。《 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引起思想、文化界的震撼，对当时的思想启蒙、“文化热”和对传统的反思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提起上世纪80年代，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本无法绕过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