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柏杨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柏杨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一部《丑陋的中国人》让柏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话，那么9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国人史纲》，则让柏杨在内地开始施展他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在9年零26天的监狱岁月里“埋头整理中国历史”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全书近80万字，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一直讲到20世纪初满清王朝末期最不堪的那段屈辱岁月；他以平民视角写史，代表了作家写史的一种高度，将历史写得精彩好看又不乏深刻洞察力。因而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此书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潮，被列为台湾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曾于1998年在内地出版了《中国人史纲》中文简体版。

　　雷颐在2005年同心出版社版《中国人史纲》跋里，对此书评价甚高。他认为这部上下五千年、纵横万千里，感时忧国、洞烛幽微的《中国人史纲》，无疑是使人“忧天下”、“探世变”的巨著。是一个洞察历史、洞察世事的智者对历史最深层的剖析。

　　雷颐说到这本书出版的情况时透露，当时出版社要他推荐一本有价值的好书，他就推荐了柏杨的这本《中国人史纲》，因为他本很喜欢这本书，也觉得有价值，有再版的必要。但是因为书很厚很大，他不确定这本书能卖得好。但事实证明再版后，销量的确很好。这说明，柏杨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对当下的我们依然有意义，依然有重读的必要。

　　事实上，除了《中国人史纲》一版再版以外，《丑陋的中国人》在20年后也有再版，2004年再出的版本，依然有它的读者。而许多20年前同样风行一时的很多畅销书，到现在时过境迁，魅力难再，进入不了现代读者的视野和语境。相形之下，柏杨是一个异数。

　　雷颐说，这正说明了柏杨的作品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他说，当初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并不是针对内地而写的，而是有感于台湾人的种种恶习而发，但没想到在内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方面说明他的作品是超越空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中国文化的剖析是非常深刻和犀利的。

　　重读柏杨在当下更有必要

　　问起雷颐与柏杨的交往，雷颐显得很淡泊，他说，他只是喜欢柏杨的文字，喜欢他的书，并没有刻意交往。但是在他推荐和作跋的《中国人史纲》发表后，也许是有人介绍，或者是柏杨听说了，给雷颐寄来一张柏杨的专用贺卡，聊表谢意。幸好雷颐还保存着这张卡。

　　卡上龙飞凤舞写着寥寥几行字：

　　雷颐先生吾兄，邀到吾兄出席中国人史纲研究会，蒙说在下很有阅历，不禁会心一笑。一生坐过不少政治牢，几乎被枪决，真是有点险哉，焉能没有感慨！谢谢知音。平安！柏杨。2005、10、24台北。

　　雷颐说，除了感叹号很清楚外，其余都是黑点断句。他听说老先生晚年几乎半失明，写字肯定是不容易的了。

　　问起雷颐纪念柏杨的意义何在？雷颐答：一个民族的自我反省，越是在崛起的时候越需要，尤其不能狂妄自大。所以我们现在比上世纪80年代更需要柏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刚经过文革，各方面都落后，反思是为了进步。但现在各方面有了长足进展，国家正在富强崛起，这个时候更需要警惕，不能有虚骄之气。要做到既是强大的又是谦卑的。

　　这是一个陪伴了几代人的作者，也是一个写出了经得起几代作者细读作品的作家。

　　柏杨昨日凌晨撒手西归。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最新版本跋的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听他讲柏杨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以及他们之间淡淡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