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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记者/夏海淑
作为目前中国最具人气的学者之一,于丹出现在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队伍中,丝毫不让人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倒是,8月6日她在火炬传递中的一连串动作不是那么“常规”:先是用左手高举火炬,随后在把火炬交给下一位传递者时,两人同时将右手放在胸前,然后再放于对方肩上,最后击掌致意……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小时后,当于丹接受《环球》杂志的独家专访时,记者心中的谜团才得以解开,而这里面寄托的对北京奥运的深刻理解与殷切期盼,远远超过了记者原先的猜想。
《环球》: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您在火炬传递的时候是用左手举着火炬,而且在和下一棒火炬手交接的时候还有几个很特殊的动作。您这样做是要表达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于丹:是这样的。先说为什么用左手。这次对火炬手的着装要求非常严格,我们除了配备的上衣、短裤、护腕之外,不允许戴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的右手上戴了两个彩环,奥运的彩环,我其实一直在挥右手(所以才用左手举火炬)。
我为什么要戴这两个彩环呢?因为这是四川学生的彩环,上面刻着“四川”。这一次火炬接力从四川传到北京,是特别意味深长的一件事情。就在北京奥运倒计时这么一个全民盼望的时段,四川大地震猝不及防地来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个重要年头上,中国人的精神坐标被这两件事情重新改写。
大地震让我们看见,在这种原始苦难面前,物理空间还是可以大规模地坍塌,也让我们看见,在心灵空间上,在全民中,有一种信念的重建。我觉得,火炬从四川传到北京,完成这种薪火相传的神圣传递,里面有很强的意味。所以,四川学生对我的托付,他们给我的彩环,我无论如何要戴着,我把它戴在了右手上。
而我们上下棒交接时所做的,是我设计的一个动作。那是我在四川的时候看见心理辅导专业团队做的手势。这里面有三个手势,第一个是把手放在胸口,这叫“我的心”;第二个手势是把右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就是把我的心传递到你的身上;第三个手势是我们一击掌,然后开始跑,这个意思是我的心放在你身上,举起圣火我们一起行动。
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四川有关。我觉得不应该因为北京奥运,因为万众欢腾就忘记地震。奥运和地震之间有一种价值转化,其实地震不是一个阶段的事情,奥运也不是一个阶段的事情,对中国人来讲,它们都是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去考虑的事情。我希望我能把自己对四川的感受,在我当火炬手的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戴在我的身上,然后传递出去。
《环球》:我们知道,当火炬手前您是刚从国外回来。在国外的这段时间里,有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奥运氛围?
于丹:我是前天刚刚从美国讲学回来。这一次我从东海岸纽约进入美国,然后经过波士顿、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这么多重要的大城市一路走过来,我听到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关于奥运,而且我看到华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愿望和行动,真是由衷的感动。
这一次火炬传递在一些城市遇到了“藏独”势力的干扰,在旧金山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华人,他们真的是用命护着火炬。这些华人为火炬做的那些事情,会让你看到一个民族的根系在哪里。
我在跑火炬传递的时候,看到前面有很多的五星红旗。今年我们看到五星红旗的次数特别多,一个是因为苦难,因为在赈灾的时候,很多次都看见了国旗;一个是因为光荣,因为在奥运的时候,也很多次看到国旗。另外,在国外看到很多华侨在倒计时迎奥运的时候,也打着五星红旗。国家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在民族的血液里有些东西被唤醒的时候,因为信念和希望,这个国家的符号就被高高地举起。
我回来的时候,离奥运开幕也就四五天了,而在美国,我们的很多电视频道是不落地的,他们看不见直播,所以大量华人社团都在忙一件事情,就是想方设法租用电视频道,把开幕式录下来,然后再把华人集结起来一起收看。我就问当地的侨领,那再看的话不就没有时效性了吗?后来他们对我讲,这不是时效的问题,我们会一遍一遍看。你知道吗,我们看春晚也是一遍一遍看,何况是奥运?我们盼了多久!过去是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参加奥运,现在是中国人可以主办奥运,我们现在人回不去,还不一遍一遍地看开幕式吗?
听到这些话,你会觉得特别感动。我在这些城市作的6个演讲中,收到的纸条里问得最集中的问题(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文明的坐标在哪里?他们生活在美国,在这个位置上如何才能跟中国文化融合?这一次面对奥运,他们做的这些,其实就是他们心情的一个最好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