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您觉得举办奥运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解答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同世界当代文化融合？

　　于丹：当然！当然！我觉得奥运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体育纪年的坐标，而是一个国际化的坐标。

　　为什么大家这次会这么关注开幕式？因为大家想看到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化呈现，实际上不是一种外在的仪式，而是一种价值呈现。大家现在都在说，什么是我们现在真正的核心价值，这种价值不应该就是一些简简单单的碎片化的元素，京剧的脸谱啊中国的太极啊剪纸啊，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外在的符号。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有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我们有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多元的融入。

　　我不是一个文化复古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文化一元论者，我从来不认为应该回到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就是完成了对这个世界的文化救赎。现在应该是一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对话的时代，是一个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共荣的时代，也是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交相辉映、形成新的文化系统的时代。我觉得奥运就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契机，一个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去做，这一次中国呈现出来的，绝不是以一个完全的东方话语的形式去跟西方文化交流，而是一种新文化的生成。

　　《环球》：您认为奥运带来的这样一种文化交融，会给以后的中国留下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于丹：我不想把它称为精神遗产，或者奥运遗产，因为我说的文化是一种生生不息、正在生成过程中的东西，而所谓遗产是死了的东西。我们现在创造的不是一种死去的文化化石，而是正在生生不息的文化生态。我们现在应该思考更多的是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文化。对我们来讲，奥运不是一个运动会，留下几块奖牌几个奖杯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它是一个新的文化融合，而且这种文化不是一些抽象的东西，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看奥运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硬件设施，创造了很多第一，比如说T3是世界上单体最大的航站楼。我在T3里就很感慨，因为从刚开始投入使用，我就老出差老在里面转，我看到那么大的候机楼，那么现代的设施，那么通畅的电动通道，但是就在那么宽的通道上，大家还是不知道靠右站立，还是很拥堵。那时我就想，当我们硬件都上来后，软件文化会留下什么呢？结果，我前几天再回来，发现大家已经习惯了，在通道上面，站立的会自觉地靠一边，通过的人就走另外一边。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新的文明习惯在生成。

　　另外一个，差不多也就在两个月前，我们的限塑令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不方便，去买东西另外交钱的话，会觉得很麻烦。但现在，我周围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已经会拎一个可以循环使用的布袋子，已经习惯了。

　　所以奥运给我们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文化？我很不喜欢说文化遗产，因为我们不是在留一些死的东西。真正的文化是什么？在西方的界定是，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也就是说，它就是我们活在当中的一些文明习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奥运能留下的后奥运时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