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明华

　　9月1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目前已有初稿，争取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推出。这只是个初稿，还要广泛征求意见，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尹蔚民透露，在该部设计的一个方案中，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可能比城镇职工缴费低。(本报20日14版))

　　尹部长透露的这一“利好”消息，让我想到几天前，《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社会养老保险省级转续实现全国统筹的悲观评价，杨所长说，“现在省级统筹还未正式迈步，这是实现各省之间社保转续的基础所在。要实现全国养老金统筹的终极目标可能需要30年-50年”。他解释的原因是，目前全国各地收入差距太大，实现全国统筹有计算难度。

　　笔者曾是一名国企下岗职工。1996年因企业卖给私企，当时我被迫买断工龄，给付我们的“买断费”是每人8000元，之后我一直私人缴存社保。直到2006年，我的养老与医保关系才转至省会城市，但此时，我不得不补交上万元的地区差别的社保金。这个问题虽得以解决，但让人后背流汗的是，我为之奔走竟一不留神折腾了10年时光，其间通过种种渠道反映这个事关基本保障问题的次数，连我自己都无法记清！

　　我的社保转续关系尚未出省，都弄了这么久，可以想见，全国逾亿的奔走于他乡的务工者，因为社保关系跨省，他们面临的又是怎样的精神煎熬？我一直不敢相信：泱泱大国，这么简单的全国社保转续问题，竟然能够一拖就是几十年？不是说，如今数据库与信息网络已异常快捷和发达了吗？这个“计算流转”总不能算多“高科技”的难题吧？

　　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民生政策的“计算瓶颈”呢？我认为，主因并非技术壁垒，而是社保意识上存在某些“障碍”。试想，如果包括国家发改委的杨所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下属的各级行政官员，一样面临“养老金”不得转续的问题，那么，他们会不会对数亿公民的这一民生难题，更具忧惧意识，从而朝夕牵挂、力促尽早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