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叠床架屋的诸多文章中，贾平凹都在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一个老实巴交，笨嘴笨舌的农民：“我体弱多病，打不过人，也挨不起打，所以从来不敢在外面动粗，口又笨，与人有说辞，一急就前言不搭后语，常常是回到家了，才想起一句完全可以噎住他的话来。我恨死了我的窝囊”。(《我有了一个狮子军》)就像祥林嫂逢人就说阿毛一样，贾平凹逢人就说自己是嘴笨的农民：“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但我会骂人，用家乡的土话骂，很觉畅美。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给自己鼓劲”。(《说话》)我不知道，贾平凹究竟是不是窦娥，但如果不是窦娥，为什么贾平凹老是觉得委屈，老是有一肚子的苦水倒不完，要在文章里不断喊冤呢？其实，只要仔细读一读贾平凹的作品，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的贾平凹，心中充满的却完全是一副“圣人情结”。正因如此，贾平凹才常常动不动就拿伟人毛泽东来作比附，说什么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写自己的出生地也绝不写贫困的山地，而写“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就像《丑石》中那些肉眼凡胎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那块丑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一样，丑得像《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一样的贾平凹，呕心沥血写出的《废都》这样伟大的，连文学大国法国的女评委们都赞赏有加的作品，为什么常常不被中国的读者们理解？这里我倒想起作家毕飞宇所说过的一句话：“我猜想贾平凹是能够‘写’普通话的，可他故意不写，故意把语言弄得很怪”，“我一看贾平凹的语言就不敢相信贾平凹是‘农民’”。

　　为了让人们认识自己是一块不同凡响的“丑石”，贾平凹常常忍不住直接站出来吹嘘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贾平凹如此说道：“我的古典文学修养不是很深，要真拿一篇古文问我一字一句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但我能理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领悟能力好，有些字我不一定认识，但我马上能知道它的意思”。如果说别人包括孔子都是学而知之者，贾平凹连学都没有学，认都不认识的字都能知道它的意思，我们不得不说贾平凹的出现简直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如此，贾平凹还常常把自己吹嘘成为非同寻常。如：“在西安我写过好多店铺的门匾，字写得满意的生意都非常好，凡是一拿到要写的店铺名，感觉不好的，或那天字没有写好的，生意就潦倒”。“有一次路过一户人家，门口竖着一根废旧的电线杆，我感觉这一家有个光棍男人，去问了，果真就是个光棍”。“那年我父亲得了胃癌，我接他在西安做了手术，然后送回老家。回去后，我发现院子里的一棵树上长了许多疙瘩，我脑子里嗡了一下，立即觉得这树上的疙瘩是对应着我父亲身上的肿瘤疙瘩，应该把它砍掉”。更神奇的是，西安发生了一个大案，在公安人员都还不知道线索的情况下，贾平凹就已经判断出罪犯究竟在什么方位。当公安人员抓获罪犯的时候，其实际情况与贾平凹的判断分析几乎完全一样。难怪有传言说，贾平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有位从贾家门前路过的高人说，这家将要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像贾平凹的御用评论家孙见喜对《废都》鼓吹的那样：“1993年夏，中国当代文学在陈示完整人性的漫长奋斗中，终于有了一部自己的大作品。人们从此可以不必再去唠叨马尔克斯的飞毯什么的。”功夫在诗外，作品好不好，关键还得看炒作的效应好不好。贾平凹和他的吹鼓手们终于以巧妙的策划和疯狂的炒作，从图书市场彻底打败了拉美的大文豪马尔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