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贿赂创富的比例下降了很多

　　新京报：有人抱怨中国有些地方的法律环境以及一些政府人员的违规操作，给企业发展带来了麻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润：我接触到一些企业家，他们的产品很轻易地被模仿了，法律没有能够很好地保障他们的知识产权。这个也会影响到企业家的创业。但这个问题，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改变的，如果回头看，拿1978年和2008年来对比，中国法律的进步是相当大的。如果你再回头看我们1999年出来的第一个百富榜，比较2008年的百富榜，你也能看出来，中国的法律环境比以前好了很多。

　　但是，每个创业故事都不一样，或许会遇到障碍，或许也会有很好的机会。整体来说，在每个国家创业都是比较难的，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在欧洲，如果你去创业的话，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比如在伦敦，如果你比较聪明，上的大学又比较好，你就不一定会对创业有乐趣。在银行界如果你做得比较好，可以赚很多钱，根本不需要去创业，很多我这一代的非常有钱的英国人，他们都是在银行业工作，自己去创业的不多，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机会成本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要去创业，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你要能够猜得出明天会怎么样，你才能成功。你要有这个领导力，必须要说服你的下属、相关政府官员、客人，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这也是比较困难的。你需要运气好，任何创业都是需要运气的。

　　新京报：整体看，中国富豪创富的过程中，阴暗面是不是在减少？靠行政垄断、贿赂官员的方式创富的人群比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胡润：这个比例肯定下降得多得多。因为你想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比如上世纪80年代你要去做国际贸易，你就必须获得国家的批准，那时候不是市场化的，更多是计划性的，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比较信任你，那我就可以考虑把这个许可批给你。但现在，人家更多看你实力强不强，这个可以举出N倍的例子，最明显的比如房地产业，你要拿土地的，以前不需要公开拍卖，你可以直接找政府官员拿，但现在，你要拿一块土地，就可能要和碧桂园、万科去竞争，比以前难得多得多。所以你说的这种概率肯定比以前少多了。

　　企业家必须表现出社会责任感

　　新京报：茅于轼先生曾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结果引来不少骂声，尤其是来自网络上的骂声。你怎么看中国人的仇富情绪？

　　胡润：仇富是很有必要控制的一个概念。对一些还没有创业的人来说，或许他们会觉得创业成功的人比较容易。对企业家来说，他们必须表现出社会责任感，比如：能够对雪灾、地震等突发灾难立即做出反应，承担起责任。这样才能赢得尊重，把企业做得更大。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概念，那我觉得他们在下一个时代会失败。欧美就是这样的，你要表示企业的强大，就要明确地说明你是靠制度、系统强大起来的，你要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给你的客人看。

　　新京报：有人担心，对财富的追逐会使人变得唯利是图，成功的标准本该多元，但现如今好像只剩下财富一个标准。你是否认可这一判断？出现这种局面，与胡润榜对富豪的推崇有没有关系？

　　胡润：我不认可这一判断。我还记得，在1999年首创百富榜时就想到过该如何定义成功，比如：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受人尊重等等。只不过家庭幸福外人很难说得清，有的行业国家提供税收优惠，IT行业不能用员工人数衡量，而财富多少相对容易量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而民营企业家在这30年里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的百富榜就像是每年为他们拍的一张全家福，我们在记录他们的成长。百富榜上的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创业故事，他们每个人，就像是一扇扇打开的窗，让外界了解到中国的发展变化，也为即将创业的人提供了可以学习的案例。

　　中国人已经有了对财富的野心

　　新京报：你观察到这些年中国老百姓的财富观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胡润：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都充满创业激情，也让我想到了18年前与我的一位中国同学的故事。1990年的一天，我和一个中国同学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忽然看到路边停着一辆非常惹眼的奔驰车。我就和他开玩笑说，你以后也能开上这样威风的“大奔”。没想到，他的表情立刻变得十分严肃，很郑重地对我说：“首先，我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如果不是红(红顶商人)、绿(军方)、蓝(海关)、黑(走私)、白(贩毒)，我肯定做不到。”这番话和他的神态对我触动很大。

　　而现在同样的话题在中国的展开已经完全不同，在大学校园里，你会听到：“我肯定要开奔驰，我肯定要创业，我肯定怎么怎么……”中国人已经有了自己的野心，对财富的野心，我和朋友的这个故事将成为越来越久远的往事，而这也不过是18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