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京辉　著名话剧导演

　　说到中国戏剧历史之前，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80年代的大学生有一个特点，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各种西方的文化一股脑地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国艺术从业人员的视野。我接触的都是新的观念，比如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派，当时最著名的美术界的思潮，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1990年以后，中国整个文化经济生活全部有一个新的走向。吸收了80年代营养的这群年轻人毕业了，我被分到了一个中学当了两年语文老师，教了360名中专学生，两年后他们毕业，我就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欧美戏剧，具体的方向是欧美实验戏剧。实际上，因为中央戏剧学院无论从当时的状态到现在这个状态，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学校，当我说到我的学校是保守的时候，没有任何贬义。

　　我是1988年上的中央戏剧学院，1991年毕业，特别有幸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做了导演。1993年我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时候，那一年他们一个戏都没有拍过，现在想起来怪怪的，那些年排话剧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没有人看话剧，话剧是一个非常边缘的艺术，比现在边缘多了。

　　在那个时候开始了我们自己的探索实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做了《思凡》、《阳台》、《阿Q同志》。我在贫穷的时候，一个日本的基金会赞助我去了日本，回来做了《坏话一条街》、《恋爱的犀牛》、《臭虫》等。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我们工作室拥有了我们自己的小剧场叫蜂巢剧场，从那个时候走到现在，我们可以做我们的青年艺术节，也可以做好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提问

　　听众：您更偏爱哪一部话剧？

　　孟京辉：因为我导过《恋爱的犀牛》和《琥珀》，我做过了就不喜欢了。我做的时候当然喜欢，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跟要和那个人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喜欢批判的，我小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说错话了，我就特想举手说“老师说错了”，心咚咚跳。我喜欢批判性的和跟现实生活有关的。

　　听众：我在8月份的剧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是批评实验话剧的，说现在中国有名的实验话剧家开始走向商业环境，您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什么想法？另外，关于《恋爱的犀牛》重演，是不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动？

　　孟京辉：我觉得不能把实验精神、实验戏剧最重要的精神和它最后产生出来的成果混为一谈。

　　《恋爱的犀牛》，我们从今年6月9日一直到现在，已经演了90场了，我有一个感觉，我有点不服。有一次我跟廖一梅说，这个戏什么也没写，不怎么样，她说你看吧，你要是觉得好的话就演，不行就停演，当时她说完我就觉得我凭什么觉得这个戏好或是不好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后来我见到廖一梅的时候说，可以做一个实验，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就要看看到底能演多少场，如果这个戏我演了十年，对不起，中国戏剧史上必须写上一笔。现在我们得做一个改变戏剧史的事，廖一梅说可以啊，最后演到没人看为止，我说不一定，你这个戏也怪，所有人谈恋爱谈得要死要活的都想看《恋爱的犀牛》。我就想一直演到2018年，不管，反正就演。

　　听众：中国先锋戏剧您一个人在玩儿，孤独吗？

　　孟京辉：不是我一个人在玩儿，好多人都在做。今年我做了一个青年戏剧节，我作为戏剧节的艺术总监找到了一些好朋友来帮忙一块儿做，最重要的就是让戏剧红火起来，当你成为从业人员以后，在业界你有自豪感。

　　我们要自重、自尊，如果整个人类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好莱坞的电影，没有百老汇那些美丽的名演员，没有那些伟大的导演，没有那些荒唐的人，没有那些胡闹的人，人类就没什么意思了，无可活。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找到尊严，我们在这里面还活得快乐，还有人付钱，何乐而不为。

　　提问：我也是学戏剧的，来自遥远的哈尔滨，我是连夜坐车赶过来听您的讲座的。您认为戏剧有原点和终点吗？如果有，它的原点和终点是什么？

　　孟京辉：戏剧是这样，比如在农村，原来所有人都种麦子，但是他们不能老种麦子，到晚上闲得无聊了，突然有一个人吆喝了一声，村里人觉得挺好，就让他从明天开始，吆喝两声，大家都来看。他就可以不种麦子了，大家分给他一点，这个人就是艺术家。

　　有一天，他吆喝得不太好，有人说，另外一个村的小三吆喝得比他好，然后就把小三叫来，这就是艺术的意义，没有终点。如果你吆喝得漂亮，能吆喝出自己的尊严，这就是艺术家能做的所有的事情了，没有别的事了，跟所有的服务行业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你比别人轻松，你快乐，头上还顶着比别人更明亮的、耀眼的光环，其实就是一个工作者。

　　1 中国戏剧的起起落落

　　话剧这个概念应该从上个世纪初，也就是一百年前开始，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整个中国经历了一个全新发展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一群知识分子开始吸收西方的理念、西方的语言，甚至所有的已经被西方文明概括出来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爱美戏剧，就是现在所说的业余戏剧。一百年前戏剧是业余的，就是它抵制传统的戏剧，抵制西方非常强大的传统戏剧。《茶花女》等是最初的戏剧。

　　这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放下你的鞭子》，很有特点、很重要的就是那种爱国的、现实主义的、跟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戏剧，这是第二次流变。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了，比较稳定了，以前积淀的所有文化，所有知识分子的想法和西方的潮流流派到头来都要跟自己的生活相呼应，这个国家是有新生命的，这个时候的戏剧是第三步，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像《茶馆》，出现了我们自己的戏剧。

　　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样板戏，它跟当时整个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不是一般的相关，甚至受意识形态绝对控制。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文学上的突变，就是80年代初期，出现了《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充满了新的东西，那个时候戏剧太厉害了，全中国都在排话剧，每天都能听到广播里演员走在地板上的声音。

　　到了80年代以后就是探索戏剧。那个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北京各大院团的导演突然间就焕发了青春，把西方所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技法都用在了他们的戏剧实验上，出现了一大批国外的，比如西方的荒诞派戏剧，最新的东西，全部出现了。80年代我们正好在大学，戏剧根本看不完，全国人民都在看话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剧，而且电影也没有那么发达，就一个《小花》大家就猛看。

　　到了90年代初，整个就没有人看话剧了，一个人都没了，我说的一个人都没有一点都不夸张。1992年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四楼礼堂做了一个《等待戈多》，我们就演了两场，观众每天两百人，是我和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一个请来的，一张票都卖不出去。

　　这么多年以后，整个戏剧现状已经改了，大家对戏剧也比较关注了，坦白地讲，我觉得跟我们这么多年在整个戏剧里面一直所倡导的这种先锋和前卫有关系。到了现在，戏剧已经从不受人关注到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戏剧，有非常商业的，有非常烂的，有非常严肃的，有非常保守的，有一些直接和观众进行对抗的，各种各样的戏剧都有了。

　　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景观，这也说明现在中国整个文化的开放和多元。

　　2 为什么转向实验戏剧

　　我只能骄傲的、自豪的，带着一点点得意的心情来说，现在做戏剧还挺有面子的。之前，我最早做戏剧的时候，确实很多人不知道戏剧是干什么的。在几年前，我留了很长的头发，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说，小伙子一看你这样子就是搞艺术的吧，我说是。干嘛的？我说我是做戏剧的，他说是唱戏的？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说我不是唱戏的，就是演话剧的，他说知道，就是唾沫星子喷得比别人远的那个。

　　在出租车司机概念里，我们就是唱戏的，唱戏的没什么不好的，但说明一点，我们做话剧的没做出特点来。我们这戏剧做来做去，既没有受到别人的关注，自己也没有强大到人家能说出来的地步。

　　我说师傅您听说过《茶馆》吗？他说听说过，就是一个作者后来跳湖了。这让我感觉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即使最近这几年没出什么作品，但是人家干的这一件事就够影响四五十年。当你从事这件事的时候，你发现你之前的师傅们，你的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他们干过一番厉害的事情，他们曾经在中国的戏剧里面玩儿过比较high的事，他们把这件事做得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