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怎么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很多学者以为自己是农民的上帝，以为学者、法律、政府相对农民和“农民集体”而言对农民更好，这真是自以为是。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将农民的创造法制化和政策化？！为什么总是不要农民参与政策和法律制定，《宪法》赋予了学者这样的权利了吗？

　　作者：李昌平

　　(上接昨日)

　　四、出路在于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

　　在学界争论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农民争取地权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过，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1.关于扩大农民农地权利的尝试

　　在学界看来，扩大农民农地权利，就是延长承包期，或将承包权物权化。在有关学者的主导下，法律和政策在最近20年里，将承包期从5-8年延长到15年，再延长到30年，还要延长到70年，甚至永久不变。这样做，农民能够分享到更多地租吗？实践告诉我们，100年不变，甚至永久不变，并不可能促进地权合理、有效流转，并带给农民更多的农业地租。一家一户“8亩9块”分散的承包地，并不能够有效出租和流转，因为不能“一口价、一次性”完成交易。承包期越长，有可能导致农地优化配置的效率越低。学者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城市房地产交易(可分割产权、一口清交易)和农民分散农地和受约束交易(不可一口清交易，并且受农业生产的公共性和农村生活的社区性约束)等同起来。这两种产权不是一回事，并且城乡产权交易的基础制度也不同，农村实际上没有建立起产权交易的基础性制度(如：完备的金融体系、土地评估和地价公开体系、地权交易所等)。

　　农民为了使农地更有效地流转，更有效地配置，思路和学者完全相反。农民的第一种做法是“有偿承包，按份分配(地租)”。所有权是均分的，承包权是非均分的，不是家家户户都种地，而是将土地标价后招标承包，多出钱的(种田能手等)优先承包。这种模式东北多见。第二种做法是“所有权均分，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规定3-5年调整一次)，承包合同一定5-10年不变，动账不动地(份额所有权在账面上调整平衡，承包地和承包合同不变)，多占地者补偿少占地者”。这样既体现了公平，又避免了土地的频繁调整。这样的模式在中部多见。第三种做法是“集体所有，专业组责任承包经营，收入成员平均占有”。这样的模式在多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发生。第四种更普遍的做法是，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经常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如水稻地改鱼池或稻田养鱼，棉花地改果树蔬菜，或扩大复种指数等等。显然，仅从扩大农民分享更多农用地租的角度去看，农民的办法有利于土地农用最优化配置，农地地租最大化，也有利劳动力优化配置(较好解决了地坑人现象)，比学者“承包权永佃制、但加强土地农用用途管制”制度设计得高明得多。

　　2.关于扩大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

　　学者扩大农民分享地租增值的办法，自然是延长承包期，补偿从15年提高到30年再到70年。这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政府强化“农转非”和农地用途改变的管制，或加强对粮价的管制，农民获得地租增值的实际比例可能会出现下降。过去2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追求更多地租增值收益，农民的想法和学者也是不同的，农民的做法是：第一种做法是直接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或“开荒地”发展乡村工业，农民集体占有全部的地租增值收益，这种做法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普遍，这也是80年代农村乡镇企业雨后春笋的缘故；第二种做法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后直接出租给资本家，农民集体获得数倍于前的土地租金增加值。广东等沿海地区农村多是这样做的；第三种做法是将村庄的宅基地或“四荒地”或“废地”集中整理，再对外出租，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增值收益。显然，农民的办法比学者高明，不仅更多占有了地租增值(绝对值和比例都是增长的)，还能够造地，于国于民都有利。

　　3.关于扩大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学者的办法是延长土地承包期，或私有化或永佃制等，这样农民的地权就可以抵押、出租、买卖、入股了，农民的地权就可以资本化了。从越南15年的土地“私有化”实践来看，只要政府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制下，不加强土地用途管制是不可能的)，“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倒是更有利资本家和权力者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中国农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的，在农民看来，土地农用权在集体所有制不变为国有制的情况下，承包期5年还是50年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农民有选择是5年还是50年的权利，不应该由国家(政府)规定，但可以考虑是否接受国家(政府)指导。所谓农地延长承包期，承包权物权化，只是国家在拿农民和农民集体的自主权利买农民的乖！不仅如此，如果抵押贷款的利率过高(越南农民贷款的月利息为1.7%以上)，农民还有失去地权的风险。中国农民有自己扩大地权资本化收益的做法：第一种办法是，建立农民土地信用社，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或所有权(宅地)都可以在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利息收入归农民自己(农村金融内置化)，即使有还不起贷款的可能，但地权还有集体这层保护，风险要小很多。这种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内蒙古小兴安岭地区常见，现在还有，在80年代的很多村庄常见。第二种做法是，面对政府征地，农民不是寻求更多现金补偿，而是努力获得更多的“返还地”。因为补偿的只是承包权(30年承包权出让金)，失去的是土地所有权。何况钱不能生钱，而获得“返还地”是分享所有权资本化收益，是持久的收益。这种模式在温州、广东等地常见，一般是10亩返回3亩。这种模式的村庄集体和农民家庭非常富裕，并且可持续。第三种做法是将集体建设用地集中开发，建成“小产权房”或厂房，出租或入股，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分散化、“私有化”，一卖了之。这种模式在北京等地普遍存在，这样的村庄集体和农户家庭也非常富裕，并可持续。显然，农民在争取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的各种实践，更比学者设计方案高明多了。

　　实际上，并不是农民比学者聪明，这是因为农民最清楚情况，最迫切希望得到最大收益，自然最有符合实际和最佳的想法和办法。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怎么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很多学者以为自己是农民的上帝，以为学者、法律、政府相对农民和“农民集体”而言对农民更好，这真是自以为是。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将农民的创造法制化和政策化？！为什么总是不要农民参与政策和法律制定，《宪法》赋予了学者这样的权利了吗？学者们应该反省了，是应该顺应农民意愿并尊重农民的创造安排制度，还是顺应西方或政府或资本家来安排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应该从农民利益最大化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实践来安排土地制度，还是从老皇历和书斋里找制度。

　　李昌平：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