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季冰

　　——写在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前夕

　　还有不到两天时间，全球瞩目的2008年美国大选就将尘埃落定，新一任美国总统即将产生。不管是迄今为止被舆论一致看好的民主党人奥巴马以改写历史的美国首位黑人总统的身份如愿入主白宫，还是背负着其前任布什总统巨大负面遗产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在最后关头创造奇迹，这位白热化选战中的胜出者所要面对的——恰如一些媒体所言——是一个“危机时刻的美国”。

　　新任总统将接手一个“危机时刻的美国”

　　迫在眉睫的危机当然首先来自华尔街。由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起的“次贷危机”连锁反应直至“全球金融海啸”已经持续肆虐数月，至今仍在深化，尚未见有稳定的迹象。虽然前任共和党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几经周折在大选前一个月已获得国会通过并开始启动，但这帖被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讥为“给内出血病人输血”的药方究竟疗效如何，却还是个未知数。即便保尔森最终被证明的确是位良医，他的方子药到病除，其代价也是巨大的。7000亿美元国债意味着平均每个美国人又将新欠下2000多美元的债，而我们知道，布什总统任内对内慷慨减税，对外大举用兵，数额惊人的联邦政府赤字已经使平均每个美国家庭的负债超过20万美元。此外，保尔森药方还注定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后金融海啸时代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在把华尔街推上急救手术台的时候，我们始终都不应该忘记，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流动性过剩本身。由此看来，新总统的整个4年任期都将被笼罩在这次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的沉重阴影之下。

　　然而，长远来看，更大的危机并不在美国国内，而在美国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情感和记忆中：新总统将要领导的这个美国，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即便不是历史上形象最差的，也是最差之一。从阿富汗贫瘠山区中的恐怖武装偷袭到伊拉克喧哗闹市里的教派流血冲突，从温室气体排放谈判桌上的颐指气使到关塔那摩美军监狱里的虐囚丑闻，布什总统留给白宫新主人的，是一个“麻烦的世界”和“讨人嫌的美国”。美国传统三大报之一的《洛杉矶时报》在10月19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说，布什政府在执政8年的时间里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美国的国际形象“下降到了近代史以来的最低点”，“不会有什么比现状更差了”。而据英国BBC 2007年初的一个调查，全球民众对美国的信心急剧下滑。来自18个国家的受访者中，只有29%的人认为美国是“正义的代表”。就连当年曾经兴高采烈地预言“历史终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新保守主义旗手弗郎西斯·福山都认定，当初他积极支持的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福山为此公开宣布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他将转而把自己的一票投给宣称要从伊拉克撤兵的民主党和奥巴马。

　　客观地说，将眼下这个“麻烦的世界”和“讨人嫌的美国”完全记在小布什一个人或他的两届政府账上，是不公正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到现在的近20年里，美国犯了许多重大错误，它们促使美国滥用其世界单一霸权的地位和力量，从而使今天的这个世界比冷战时代更加动荡和不安全，最终也使美国原本可以从冷战的胜利中赢得的巨大光荣变得黯淡阴沉。只不过，布什在白宫的最后岁月，正是这些错误所引起的不良后果集中爆发之时。

　　未能及时调整冷战思维做好领导者角色

　　我在这里并不想具体检视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究竟犯了哪些严重错误，从而导致今天这样令人沮丧的局面，我想探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在过去20年里交出了一份不合格的成绩单，而这20年恰恰是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独步寰宇的全盛时期？

　　简而言之，是两个原因致使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未能令人信服地获得与它所拥有的实力相匹配的世界范围内的成功，而且它们都与冷战直接相关。首先，冷战已经结束，世界已经步入了全新格局，但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未能及时形成一套适应新时代的新的思维和行动框架。在面对许多国际冲突时，它仍然时常习惯性地沿用冷战时代曾经得心应手，但现在已经过时了的那套策略。第二，冷战结束意味着美国实际上已经从二战后取得的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地位一跃而成为全球单一霸主，就像一个多世纪前的大英帝国那样，但年轻鲁莽的美国显然没有像老练精明的英国当年所为，做好成功扮演这个角色的充分准备。

　　当今美国的全球霸主形象如此显眼，以至于使很多人忘记了，在美利坚合众国不到240年历史中的前140年(也就是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几乎完全生活在孤立主义神话中。而这种孤立主义，又是建立于强大的道德优越感之上的。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大英帝国支配了两个世纪的旧世界体系，人类进入了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美国既顺理成章又仓促笨拙地接过了昔日母国的权杖。不管是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量，还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责任，美国都必须放弃孤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