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明的批评并非无中生有。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朦胧诗的这些诟病的确是它的致命伤。不过，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则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当时有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即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创作形式和创作思想上的分歧。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已经觉醒了人的主体意识，开始了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与探索。在形式上则开始西方文学的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的明显借鉴。这些东西很自然地受到传统力量的冲击。

　　争论带来的影响是，《今天》两次停刊；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崛起论”遭批判，北岛、舒婷、顾城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传播者而划为“污染”之列……最终在1984年前后，朦胧诗顽强的生命力逐渐被人们认可。1986年12月6日-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大型“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十名诗人：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

　　与朦胧诗有关的诗性广东

　　前面说，朦胧诗这个概念的定名，与广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广东也是新诗潮的一个平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半期，广东不仅有满地的港台卡式录音带，也有各高校学子的文学社团和自印诗刊——如中山大学的《红豆》，华南师大的《野花诗刊》等。

　　这一时期活跃于广州的诗人包括《瓶中船》的作者筱敏、从阳江闯入省城文坛的林贤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马莉、辛磊、陈小奇，华南师大中文系的钱超英、司徒杰，还有沈宏菲、朱子庆等，活跃者有数十人，他们的写作和活动，对北方袭来的朦胧诗新潮有过一番热闹的呼应。

　　据诗人钱超英回忆，当时广州除了先锋性鲜明的《花城》杂志不时刊发有分量的诗歌外，花城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室也颇有动作，先后创办过《海韵》、《青年诗坛》等杂志。如果说民间诗刊是中国新诗一个重要传播渠道的话，当时除了《诗刊》《星星》和部分诗报以外，其余公开出版的专门诗刊并不算多。广东这连串出版的诗刊，就为全国热情高涨的爱诗者多提供了一个阵地。顾城、芒克、王小妮、叶延滨等人都在上面发过诗作。广东诗人在上面写的自然更不少。

　　80年代中期，朦胧诗悄然淡去，紧随而来的是：以海子为代表的“神性写作”，韩东、于坚的“他们诗群”，周伦佑、杨黎的“非非诗群”；90年代以欧阳江河、西川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伊沙、徐江的“民间写作”；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以莫非、林童、谯达摩等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一直至今以沈浩波、尹丽川、朵渔等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以及以安琪、格式的“中间代写作”。这些诗人，几乎都得益于朦胧诗的滋养。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也因此使中国当代汉语诗歌逐步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走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