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绪程

　　30年改革开放改变了古老的中国，亦改变了13亿中国人的命运，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这漫长(相对个人)而又短暂(相对历史)的30年里，究竟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什么，则是有争议的。如何评价30年的得与失？30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我们是否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以千年历史的眼光看30年？人们将发现，正是这30年，中国人才真正告别了传统，迈入了现代社会。30年值得我们好好纪念，它是中国历史转折的里程碑。

　　从千年变局看30年改革

　　十六世纪以来，当西方列强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宪政改革、科技革命，大踏步地迈入现代工业社会之时，中国明清两朝还沉睡在千年专制的美梦之中；当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夹带着鸦片打开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时，大清朝遗老遗少仍然陶醉于“舍我天朝，还有其谁”的自娱自乐之中。然而，至少有一位中国人(李鸿章)看见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始。众所周知，天然的地理环境使中国与“西方”隔绝，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在数千年的岁月中，华夏大地虽发生过数次异族入侵，但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和农耕文明却从未改变，以致“秦砖汉瓦”与“明砖清瓦”没有什么区别。专制王朝轮回更替，小农经济周而复始，这就是中国人的宿命。所谓“千年变局”，就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生活的“祖制”和环境不可能再沿袭下去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就要来临。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无论是风云激荡的百年还是波澜壮阔的30年，一路走来，充满着艰难曲折，来之不易。千年变局演绎着“三突破”：

　　一是突破或走出千年皇权专制制度的困局。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的构建举世无双。它以让伏尔泰赞叹不已的官僚制度为基础，辅之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形成“政教合一”、“家国合一”、“政经合一”、“立法、司法、行政合一”的非常完备的专制统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人权、产权成为皇权的附属品。从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辛亥革命至今的百年变革和30年改革开放，虽然有很大的突破，但至今仍没有完成其变革。我们依然处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在某些方面则似乎进步不大甚至回潮，比如复古复旧的官场潜规则仍然像幽灵一样在我们中间徘徊。

　　二是突破或走出两千多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的领主庄园经济不同，中国不存在封建的领主庄园经济，数千年不衰的是小农耕作+集市贸易(初始的市场经济)+国家(官僚)经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特有的亚细亚小农经济构成了中国旧制度的强大基础。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转变非常明显，可以说，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已不复存，小农经济已不再封闭，以法律为纽带的现代大市场交易已经取代以熟人(血缘、亲朋、乡里)为纽带的古老的集市性小市场交易。“国有经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朝着现代市场意义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公司化转变。这正是30年所发生的巨变。比较而言，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超过了百年的变化。

　　三是突破或走出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曾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GDP总量仍占世界第一，人均GDP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令中国人倍感自豪。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终究敌不过日新月异、不断创新的工业文明，近代中国经济远落后于西方经济。30年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就是使中国作别了传统的农业时代，走进了工业时代，而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是过去的100年所做不到的。

　　百年复兴与30年改革

　　1840年——这是中国人永远难以忘怀并充满痛苦回忆的年代。中国从此沦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半殖民地，苦难的中国人民开始了血与火的抗争。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概括地说，有两条典型的道路：一条是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的道路，即改良或改革之路。另一条是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的革命之路。最终是革命或造反跑赢了改良或改革，这似乎有着历史的必然。

　　西方入侵，传统文明被动摇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劫难，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是走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内改革“救国之路，还是走发展民族工业，进行实业救国之路？是揭竿而起，走武装夺权政权的革命道路，还是走富国强兵的内部“变法”之路？孰先孰后还是同时并举？面对多重道路，中国又如何选择？让我们回顾160年所走过的道路。

　　太平天国起义。基本属于传统的农民造反，在此不论。

　　洋务运动。典型的实业(器物)救国之路，对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因由于政治的腐败而夭折。

　　戊戌变法。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因体制内改革的力量不足而失败。

　　清末宪政。告别皇权专制制度，走向君主立宪式的宪政尝试，但由于人们对清廷失去信心而缺乏“正当性”，被革命取代。

　　辛亥革命。推翻千年专制皇朝的伟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由于缺乏法治生活的传统，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发育不够等等因素，民主共和成了少数精英的“权力游戏”而无法植根于整个民族之中，“军政”替代“宪政”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