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由于日本的入侵，民族独立和救亡压倒一切，保家卫国凝聚了全民族的共识和力量，亦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历史做出了最终的选择，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优于其他任何价值选择。中国共产党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台湾、香港、澳门除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是赶走日本鬼子，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建国30年。新中国的建立终于有了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机会。模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使中国的“一穷二白”面貌迅速得到改变，但也使中国偏离了市场经济与法制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复制了秦汉的集权传统，国家重新吞噬社会的权力，尤其是“文革”对私权和人权的全面剥夺达到登峰造极。然而，客观地说，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得到空前的升华，全民扫盲的识字教育以及重工业的加速发展为日后的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也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农民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带来的“劳民伤财”；文革“打倒一切”引发的混乱；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改革30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次踏上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征程。中国“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又一次面临新的抉择：是发展经济以及进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优先，还是扩展人权、自由、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此问题也可简化为民生优先还是民权优先？“羊腿”优先还是民主优先？上世纪80年代，从“四人帮”专制下解放出来的人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一次看似偶然的事件最终导致了“羊腿”优先而不是“民主”优先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对外开放成为30年伟大变革的主题。具体地说，在前苏联模式、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东亚模式、欧美宪政模式的争论和探索中，开放带动改革的“东亚模式”胜出，中国采取了近似于东亚模式的改革。这是历史的选择，凝结了党心民愿，因为国家及民族的生存竞争、经济的发展压倒一切，“开除球籍”的恐惧，穷怕了的中国人的发财欲望，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优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成为首要目标。况且，经济的全球化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为动力的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第一次逼近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两大目标：经济的现代化和建立市场经济。中国从此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业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并超越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进入现代的工业文明；中国从此作别半封闭半自给的经济——不论它采取自给自足还是指令性的计划形式，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但是，也不无遗憾地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宪政制度的任务留给了未来的30年。

　　未尽的事业——改革仍在路上

　　当我们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功绩时，不能不看到，缺乏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单兵突进的改革留下许多问题，例如，市场经济的扭曲，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权力寻租，贪污腐化，道德诚信的沦丧，假冒伪劣盛行，自然资源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官民矛盾凸显，社会矛盾加剧，民粹主义高涨等等，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之时，极易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加快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革，逐步还权于民，进而完成百年变革未尽的“宪政”课题。当前最重要的是深化人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把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国家、集体、社团的公产还是个人、家庭的私产，都置于现代产权制度中进行规范(界定、保护、处置、交易等法律规范)，从而为宪政制度的建立打下基础。

　　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宪政体制，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宪政体制是不可能通过一纸立法来创建的，它是在利益的博弈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如英国宪政制度的生长就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它植根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与法治精神，在日耳曼公社残存的民主制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起来。而中国从来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清末民初的宪政改革与民主共和革命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但它并非根植于广大民众之中，而仅仅是精英们的理想探索。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与相应的体制改革仍然是我们未尽的任务。因此，应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需要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加快公益性社会组织和互惠性行业组织的建立，以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加快政企、政资、政事分开的改革，以推动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转变党的执政(治理)方式；加快基层民主的自治建设，以推动党内民主化和科学化改革；开展基层民事独立审判的司法试点改革，以推动司法或审判独立的改革；加快区域性和地区性的综合配套改革，以推动行政乃至政治体制与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快新闻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放松管制，给人民以表达权和监督权，以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等等，从而走出一条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子，最终实现“宪政中国”的百年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