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秦晖教授说，中国目前正处于“负福利”模式，就是说收入和地位越高，享受的福利越多，而目前公务员群体的福利保障程度最高，他们对改革政策导向的影响力也最强，所以很多人对社保公平有担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功成：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一概而论，首先社保待遇的差异性不是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图，而是有太多客观因素。本来我们城乡差距就这么大，让农村人口现在获得保障的力度和城市人口一样是不现实的，另外城市当中也存在各种差距，包括地区的、行业的等等。所以我们说首先是要普惠，但是是有差别的普惠，再到公平的普惠，只有这个路径才是可行的。比如上海的低保户可能过几年打电话都可以申请补助，但是这在西部就不可能。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还偏大，就算在城市内部，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待遇和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金差异就很大，这种差距需要逐渐缩小，并向公平的普惠迈进。

　　新京报：你所说的普惠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覆盖社保体制有什么区别，一些人理解这是不是一种制度的回归？

　　郑功成：我们绝对不是要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保制度。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保制度是分割封闭的，这其实是不公平的，也是非社会化的。里面有很多要素都不同，比如过去是一个单位养到老，还让干部和职工分割，即使是职工也是单位和单位相分割，在这种分割封闭格局下当然不可能公平，而只有社会化才有可能实现公平。

　　新京报：我们知道在已经实现了普惠制的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反思，比如福利过高是不是会给政府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以及是否会不利于公民保持进取心？

　　郑功成：我去过一些国家，包括一些福利国家，普惠制的福利保障是民心所向或者说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它是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必要制度安排，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具体的制度安排却需要考虑国情因素。

　　新京报：你主笔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报告现在已经完成，里面提到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百周年之时，我国将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你的制度设想是以不断提高政府投入为前提，目前我国的财力是否能够支撑？

　　郑功成：财力是相对的，在任何国家搞社会保障都有财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主要应当考虑国民收入的大分配格局，在国家持续高速发展三十年后，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全体人民的生活后顾之忧并增进国民福利，应当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继续促使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首先是公共财政要增加投入，其次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再次是动员社会资源，如果能够将全口径的社会保障投入占GDP的比重从现在5%多一点，上升到7%、10%以上，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需求便能够得到有效满足。

　　新京报：在这样的展望中，你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郑功成：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分配，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基本上是中央为主，地方为辅，中央的负担很重，地方的热情不足。造成这个格局的原因，一方面是地方财政相对困难，但还有一种路径依赖。现在是企业找政府，地方找中央。从朱镕基总理开始，中央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下岗职工的补贴是持续上升的，由200多亿一直到700多亿，今年是近800亿，中央财政的负担不断加重，但是地方却没有到位或没有完全到位。

　　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把社会保障责任划分清楚，然后才配套财权，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应当是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作为担保人当然责任更大，因为不统一的话就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但是有一些社会保障项目也可以地区化，比如医保。

　　课题报告

　　根据现实需要与发展可能，可以将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分为几个阶段，即从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到制度健全完备，从选择性保障到公平、普惠的保障制度安排，从只能维护人的生存条件到维护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这个过程可以分3步走：

　　第一步(2008年至2012年)，通过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与养老保障制度，初步实现全体人民能够免除生存危机、疾病忧患和从制度上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民生保障目标，为建设健全、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步(2013年至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

　　第三步(2021年至2049年)，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实现这一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确保国民的生活质量，全方位满足国民对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需求，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摘自《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项目组负责人郑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