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燃油税改革

　　新京报：燃油税改革是最近公众十分关注的一个议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94.3%的人关注此次燃油税改革，74%的公众担心油价未降又添新税。公众的担心是否多余？

　　李炜光：燃油税征收，不能变成只是起到交养路费的作用。我觉得当前应该明晰一个问题，我国公路投资建设到底花了多少钱？征收的养路费、过路费又有多少钱？应该把这些账算清。有种说法是，二级以上的公路，还不实行燃油税改革，我觉得不能成立，大部分公路我觉得已经具备了实行燃油税改革的条件。

　　新京报：我们知道，燃油税最早动议于1994年，到2006年相关部门表示要“择机”开征，如今14年过去了才要正式施行，原因在哪儿？

　　李炜光：我觉得更多的是利益之争。燃油税改革到底到位不到位，实际上是一个检验，检验接下来的税制改革是否有决心。将来中国有很多税种要出台、调整，燃油税改革做得好，就会为以后开个好头，以后可能要讨论房产税、资本利得税等征收，燃油税改革处理好，就会对以后造成积极影响。

　　新京报：12月2日，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钢透露，燃油税将采取从量定额的方式征收，估计一升油征收额度在1元以下。您如何评价？

　　李炜光：采取从量定额的方式征收，用的油越多，支付的燃油附加税就越多，可以起到调节人们用车的需求。所征收的这个税，可以用来治理环境、养护公路，归根结底要为公共利益服务。

　　新京报：日前，有人公开表示，由于当初的公路法修正案中已明确要将“燃油附加费”改为“燃油税”，故其实施不需再经过全国人大审批。对此，你如何评价？

　　李炜光：《税收征收管理法》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税收征管法是真正的人大立法，征收必须由全国人大决定。

　　全国人大授权行政机关可以对某些税种进行征收，因为授权了，行政机关可以征收，但是授权必须在法制精神确立的情况下。同时，授权的时候，应让被授权者明白权力的归属在哪儿？权是人大的，不是行政机关的，而且权力在人大这边，如果人大觉得行政机关做得不好，还可以把权力收回来。

　　第二部分 减税

　　新京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措施，比如增值税改革。增值税转型有什么意义？

　　李炜光：通过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及其税前扣除项目调整等途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税负，为企业科技进步、投融资能力和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为激励社会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创造条件。

　　新京报：减税会不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下降？

　　李炜光：实际上，减税只是名义税负和微观税负的下降，并不一定导致宏观税负的下降。原因很简单，一是减税政策有效地激励了投资和消费，经济增长造就扩大的税基；二是纳税人偷逃税的动机减弱，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应当是通过逐步减税，把我国建成世界上税负轻的国家。因为只有税负最轻的国家才能建立纳税人与政府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保证经济社会持续的增长和发展，才能给政府税收创造可以长久支撑的牢固基础。

　　新京报：为什么减税这么重要？

　　李炜光：因为税收在中国是刚性的。政府要给企业提供好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让企业更好地发展。我们一块去长三角找企业调查，一调查都傻了，有很多企业还在，实际上没办法生产，很多原因就是因为老板不愿意干了，主要问题是欠债，一旦资金链断了，政府没有给中小企业更多的优惠，企业就会面临生存危机。

　　实际上减税就是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企业可以多留利，不管是增值税也好、所得税也好，减税以后最后反映在所得税上，交的税多，企业利少，甚至导致企业亏损。如果减了税，企业留利多，就会把这笔钱用在未来的生产上。而且你减税以后，给企业会有一个很好的预期，政府确确实实为企业考虑。这次金融危机给了政府一个表现机会。中国的中小企业占企业的比例，是占绝大的比重。它们提供的就业岗位达到75%以上，提供的税收能够占到50%以上。所以，减税比扩张投资更重要，而且政府还可以通过减税达到比刺激消费更重要的效果，对企业产生也是很好的激励作用。同时，当前就业形势严峻，一些地方出现民工返乡潮，明年大学毕业生有600万人，给中小企业减税，让它们更好生存，能刺激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