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克友

　　10多年前，大约就是燃油税刚刚纳入议题之际，社会学家郑也夫和经济学家樊纲就“轿车文明”曾展开过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按照郑也夫先生的描述，他在那场论战中是“大获全胜”的，因为后来樊纲“高挂免战牌”，对轿车问题“噤若寒蝉”，而他则“连篇累牍，写了几十篇大小文章”云云。总之，他驳得樊纲再不说话，所以他赢了。

　　如今燃油税改革方案呱呱坠地，郑也夫教授当然按捺不住要不断发表高见。但为了不让他因为没有反对声音而宣布“大获全胜”，有必要对他的观点进行商榷。

　　郑教授为燃油税改革方案辩护，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那就是环保节能、社会公平，因为“燃油附加税的思路正是要区别不同的人群，养路费、治污费打到燃油费当中；驱车行路多、排污多，用油就多”。然而理论上的燃油税机制和现实中的燃油税改革方案显然不能混为一谈。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谁旗帜鲜明地反对燃油税本身，提出商榷的也是针对将燃油税和油价捆绑的改革方案。不知道为什么郑也夫教授在这一点上选择性失明，既然他认为坏的费税制度“一锅烩”，照顾和刺激了高消费群体，那么为什么不对燃油税改革捆绑油价“一锅烩”的做法发表看法？

　　当然，郑教授似乎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在他看来，燃油税最终包含在成品油价格中，里边的利益分配是另外一码事。只要能够得到最终的实质性正义，程序性正义倒是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尽管他也认为石油公司赚取那么高的利润“没有道理”，但他并不愿意对此进行声讨，反而将板子打到私家车主身上。因为私家车主们老是喊油太贵，更“关心自己的腰包”。实际上，在燃油税改革捆绑油价的情况下，成品油价中的利益结构，和燃油税改革不是无关，而是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最终利益分配是更多地归石油巨头所有还是归公共财政所有。这是两码事情。如果更多地归公共财政，那么就能更多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私家车主对于这样的燃油税改革支持度会高得多。

　　郑教授一个重要的论点是油价“贱未必好，贵未必坏”，重要证据是欧洲各国的汽油零售平均价格是美国的2.7—2.8倍，消耗能源大大小于美国，而却比美国更加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比如，2007年人均GDP前十名的国家中欧洲占据前八名，第九名才轮到美国。欧洲人均寿命78.2岁，长美国1.3岁等等。因此我们不要去和美国比，而要和欧洲比。燃油税改革后，我们的油价比美国高，但还是比欧洲低云云。节能环保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欧洲国家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高额燃油税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他们的国家发达，归根结底是源于市场经济的成熟及治理体制的完善。而这两者的前提，是对自由选择的尊重，以此激发民众的创富激情和社会的创新精神。

　　况且，欧洲国家的燃油税改革，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由权力部门横空推出，而是在尊重民众个体选择的基础上，经充分博弈、民主讨论而逐步完善。郑也夫教授说，高燃油附加税是欧洲人文价值观的展现，但是他却对民众的自由选择和个体权利漠然视之。实际上，美好的道德与价值，源于活生生的现实和利益博弈之后的公共选择；而虚无的道德与价值，只能成为大战风车的武器。